杨开亮：都是民主惹的祸？――四问秋石先生们

前几天，偶然间读到《求是》杂志署名秋石的宏论――《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收兼听则明之效，遂作《读求是的一篇文章有感――关于<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的补充论据》一文，贴于博客，聊作自娱。孰料屡贴屡删，屡删屡贴，既不给公开，也不让传送，心中一时纳闷：莫非得罪了何方神圣？事有蹊跷，缘上次浏览此文时因实在难以卒读，中道而弃，今日为释疑再度搜索，果然发现文末有“课题组”字样，括号内有四位理论家的大名。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方知同为公民，但宪法赋予的言论权却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加深了对《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的认识和理解。

但杨老还是觉得有话要说，不为别的，只为读者，担心文中的有一些常识性错误会混淆视听，流传下去，祸国殃民。杨老在此郑重提醒诸位理论大家，不要把1840年以后的社会灾难通通嫁祸给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或三权分立。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弥天大谎，极易误导我等“素质不高”的中国人。

细读秋文，思来想去，绕来绕去，躲来藏去，秋石先生们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一句话：都是民主惹的祸。

列位看官如若不信，请允许我隆重转引一段宏论以正视听。论曰：

“ 旧中国落后在什么地方？一开始有人认为落后在技术上，因此就有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不仅令洋务运动破产，也让许多人认识到，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功相比，中国还落后在政治制度上。这样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他们试图依靠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制定宪法，建立议会。但是，“戊戌变法”既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也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所接受，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而封建专制制度也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试图把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结合在一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但是，“三权分立”制度也好，“五权分立”制度也罢，在历史上并没有站住脚。袁世凯不仅解散了参议院，甚至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参议院成为北洋军阀的玩偶和道具，北洋军阀搞伪宪闹剧，制造的是一片混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所谓“宪法”。但是，即使这样的“宪法”，也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实施。蒋介石集团彻底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把中国人民推入全面内战的血雨腥风之中。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一再见证，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过程中，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行不通；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之后，“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中国也破了产，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尝试屡遭失败”。

先说结论的荒谬。中华民族自女娲捏泥造人以来，从光屁股跑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代，一直到袁世凯贿赂老佛爷奔驰轿车的电气时代，哪朝哪代有过君主立宪制？又何来“一再见证”？中国又何时建立过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屡遭失败”又从何谈起？用一个未曾发生过的“事实”作事实论据，怎么能推断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实结论？堂堂理论精英，手握如椽巨笔，竟然在某些微小的知识方面表现出如此令人吃惊的无知，实在令人汗颜。

再请教史实与结论。杨老有四个问题尚未搞清，还望秋石先生们不吝赐教。

一问：戊戌变法惹的祸？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虽然淹没在血泊之中，但其精神的不死，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华民族可以向世人称道的一个亮点。戊戌变法不是死于“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而是死于专制和独裁力量的太强大，死于执政者的冥顽不灵。我们可以对六君子的头颅无动于衷，但我们不可以使用“戊戌变法”“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参杂着幸灾乐祸的谎言加以陈述，并将其与“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构成因果关系，从而推论出民主不可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潜台词。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执政者和读者的不负责，更是愧对中国民主先驱忠魂的缺德行为。

秋文的意思是，因为“戊戌变法”既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也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所接受，所以“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活该。这完全可以从“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短语的习惯用法和语感色彩上得到证明――中国人都知道。

那么，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时代，看看民主先驱们是如何在“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形势下进行变法的，又是谁腰斩了这场极有可能是中国走上宪政之路的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由光绪皇帝直接领导的变法运动。其目标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使中国走向君主立宪的近代化之路。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戊戌变法的高潮是百日维新。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变法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宣告成功，遗老遗少弹冠相庆。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

白纸黑字，历历可考，是戊戌政变血腥镇压了戊戌变法 。

这当然也是慈禧一生干过的蠢事当中最蠢的一件，无异于自掘坟墓。其直接后果是，让世人看到了极权专制的狰狞面目，宣告了清廷公然与民主自由为敌，敲响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的丧钟，为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创造了包括新军起义在内的一切软硬条件。

我想说明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十年后，六君子早已独留青冢向黄昏，直到1908年，对民主一直保持叶公好龙状态的慈禧在形势的逼迫下才出笼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与秋文所言的“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有何干系，莫非又是一个现代版的关公战秦琼？

回过头来说说秋文的另一想当然的判断：“戊戌变法”“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前已言之，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秋文的言下之意是，在中国搞民主是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的。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就扬言：“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没想到这些污言还要穿越两个世纪套在清国人民的头上。如果说不是这样，那我到要请问阁下：是否参加过1898年的民主变法运动？抑或是当时的“人民”吃了唐僧肉?如果阁下没有亲历变法，又没有如此高寿，那么，就得拿出史史实作为“不可能”的证据。如果三者均不具备，那么，所谓“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一虚假推论岂不又是在欺骗“人民大众”？

事实上，戊戌变法前后，西方进步是想已经是西风东渐，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传播早已进入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中国人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始于戊戌变法之前，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的广泛介绍，使民众大开眼。当时，翻译介绍的西方著作有主要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斯宾塞尔的《原政》、《女权篇》、《社会学原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国法泛论》、《国家学纲领》等。此外，日本学者的著作，如《国宪泛论》、《宪法要义》、《宪法法理要义》、《万国宪法比较》、《宪法论》、《英国宪法论》等也广为流传。其民主启蒙教育的规模和声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而此时马克思学说却只是像“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尚无机会飘入清国。

尽管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戊戌六君子”，毁弃了“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种新政，但并没有阻挡住西方政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改良派的骨干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等逃亡海外，创办了《大同日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民权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在国内，清政府遭到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重创以后，慈禧太后拾起了变法维新的大旗，开启了清末新政。宪法大纲的出台，没有强大的民意和舆论支持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舆论开放更是达到空前的程度。上海的《中外日报》、《时报》、《东方杂志》和天津的《大公报》等积极鼓吹民主宪政，，赞成立宪的人数骤然增多，立宪的呼声更加高昂，上自权贵大臣，下至学校士子，无不言立宪，“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 “二十世纪之时代，不立宪诚无以为国，不自由诚无以为民”，“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一时间，立宪的声浪响遍全国，“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形成全国性的运动，“立宪”二字，成为民间的口头禅。

此情此景，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断言“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民主运动发端于知识分子，得力于人民大众，授权于光绪皇帝，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王朝终于崩溃，那是西太后自绝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果报，自己不想活，也不让别人活，上帝都救不了他，与光绪皇帝、梁启超、康有为、六君子有什么关系？

二问：君主立宪制惹的祸？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再往前推10年，即1898年，整整十年，这十年就是历史留给晚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最后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政府最终没有走上宪政之路？

1898年 ，西太后血腥 镇压戊戌变法，公然与民意为敌，使改革的社会生态和舆论氛围遭到严重破坏，丧失了中国走向宪政关键契机。

慈禧这一刀下去，不仅把自己死死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斩断了水到渠成的改革时机，使革命的萌芽茁壮成长起来，改革派人士或被砍头，或被逮捕，或流亡海外，或在民间组织革命纷纷走向清廷的对立面。为中国未来的走向埋下了无穷的隐患。

1901年，慈禧施行新政，避实就虚，改革内容包罗万象，唯不提政体改革，改革目标与体现民众期望的世界潮流南辕北辙，致使改革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走向了统治者预期的反面。 两年前还担心光绪“变法维新”的目的不纯，现在她自己又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尽管没有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所包括的内容那样丰富，尽管慈禧自己血腥地镇压了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但是中国严峻的现实又迫使慈禧太后自己开始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这说明连慈禧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新政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诸如“废除科举”等。但就其本质而言，目的仍然是巩固摇摇欲坠的上层建筑，防范革命的生发、启动。而不是“仿效各国”（与国际惯例接轨）。因此，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与统治者的愿望正好相反。也证明了，与人民愿望相反的改革最终要走向其反面。

秋文 “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所接受 ”，这才是导致大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所在。

慈禧是拒绝政体改革的。就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虽然是一只刚刚脱蛹而化的小小蝴蝶。在慈禧眼里几个革命党人一时半会也成不了气候。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只要不陷入深层危机，社会没有发生剧烈震荡，统治者们不会调整权力结构的。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而革命恰恰是被不改革逼出来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慈禧应该为再次失去改革的天赐良机和几年后发生的流血革命负完全责任。

从1901年实行新政算起，过了五年，才开始仿行宪政，白白浪费了五年大好光阴。如果此时慈禧能够把握时机，政体改革先行，至少应该与其他改革同步进行，那么，凭借其权威的统治和朝野的支持，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项名垂青史的壮举。

1906年 ， 仿行宪政，是慈禧经过六年的思索才做出的一个艰难的决定。虽然向世人公开宣布将实行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