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我为反腐出良方

中国的腐败久治不愈，贪官越抓越多。很多人说，反腐败很难，腐败是人性自利使然，死的制度管不住活的人，全世界都这样。

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问题是反腐的人也是“活”的，只要肯开动脑筋，未必想不出“活”的办法。由此，即可引申出一个反腐“活办法”――不是靠死的制度，也是靠活的人；不是靠一个、二个可能被腐蚀的监督者或管理者，而是靠千千万万绝对收买不了、收买不尽的普遍老百姓。

办法很简单，具体说就是重奖举报：只要发现有贪官腐败行为的具体线索，只要发现有官员或其亲属财产与其正当收入不对称，就可以举报；政府对举报行为不但保护，而且重奖，并且奖励之重，要重到使人人奋勇争先。

大家知道，贪官之腐，动辄几千万上亿，所以，可按查实金额的一定比例重奖举报者。哪怕举报奖励只占贪腐额的十分之一，也动辄可达几百上千万，足以令人趋之若鹜。

这种做法，将极大缩小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加大其贪腐成本和风险，减小其收益。一方面，腐败行为不可能由腐败分子单独完成，其操作必然涉及一些人，必然会有知情者，分赃不匀甚至会制造对立面。一般情况下，知情者因事不关己，或者畏惧报复，或者因举报之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在重奖之下，必然出现许多不惧危险者。腐败分子贪腐也是有风险的，只是利益之大，使其不惧风险而已。同样有巨额收益，既然腐败分子都能够不畏风险搞贪腐，其他人难道就不能不畏风险举报贪腐？更何况，在社会的公开评价体系中，毕竟还有着正邪、荣辱之别。

另一方面，腐败分子也离不开一定的生活环境，不可能完全做到“财不露白”。有时候在本地能做到，在外地就做不到；在国内能做到，到国外就做不到；老子能做到，儿子做不到。当每个接触的人、知情的人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都可能成为举报者时，腐败分子必然草木皆兵，有钱不敢花，极大降低其贪腐动力。

西方把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制度举得很高，称之为“终极反腐”。其实，即使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多少官员会自曝其贪。不久前新疆阿勒泰地区与浙江慈溪市的试点，就证明了这一点。陈水扁的弊案也说明，财产申报及公开阻止不了贪腐，关键还是要靠举报。

不管你官员有没有申报财产，只要有人发现你财产与正当收入不相符，就可以举报。这样的反腐，操作最简单，只需要核对举报财产的所有权即可。简单却有效，不存在什么“条件不成熟”的限制。

中国现在形式上也鼓励举报，甚至还搞了什么举报活动周之类。但实际情况是，举报不但得不到奖励，还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经常要受到打击报复，不时发生一些被举报人拿着举报材料找举报者谈话的黑色幽默。据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披露，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遭到打击报复。

对举报实际上不奖励，无保护，仅仅是强调公民的举报责任，如此一来，就让举报变成了一项高风险、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违反人性自利原则，只有雷锋、焦裕禄才愿意干，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表面上提倡举报，实际上让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同时缩小举报的成功率，这或许就是某些人的目的所在，同时，这也是举报在当今中国仍是高难度高风险低收益工作，人们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不得不为之的原因。

只有让反腐举报变成一项高收益工作，此时，哪怕还存在一定风险，仍然会吸引很多人愿意以此为业。当举报由“逆人性”变成“顺人性”，由“人人避之”变成“人人趋之”时，腐败分子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腐败与反腐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么简单的方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