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将特权摆明处，建立可执行的反贪制度」正文
在通俗的理解中，特权和腐败总是连在一起。这种认识既不够准确，更不够深入。从观念上区分开两者，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对比改革前后，更有历史感地看待迄今三十多年的得失。我耳闻目睹的最流行说法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即使其他方面很差，至少有一点比现在好多了，那个时代没有腐败，现在则腐败得不得了。真是这样吗？
从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区分特权与腐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找到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特权不公平，但更易于控制
讲反腐不能太哲学化，要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特权”英文是privilege，指正式的，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有据可查的特殊利益或权力，以法律、政策或其他形式正式规定下来的。这种利益或权力是由特定的对象（个人或团体）所享有，其他的个人或团体无此待遇。
腐败则是指违反法律或政策等正式规定，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或权力的行为。它们肯定是不合法的，乃至是犯罪性质的。
举两个例子。针对公务员的反贪，香港是亚洲做得最有效的地方之一。从1993年春到现在，我在香港断断续续工作了三个阶段。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有一个清楚的界线：公务员及公立大学教员中，有一种人享受特权，他们在雇佣条例上被界定为“海外雇员”，指以英国人为主的白人，延伸到所有的非中国人。在该条例上被界定为“本地雇员”的，主要指香港人，延伸到海外留学后来港的大陆人、台湾人，哪怕他们此前从未涉足过香港。海外雇员在住房、子女教育、年度探亲假等方面，享有比“本地雇员”高很多的待遇。比如住房，“本地雇员”要升到非常资深的级别，才配享有海外雇员起点级别的待遇，相差7到9个台阶。香港住房之贵全球罕见，仅此一项，就使白人享有工资之外的巨额津贴。孩子的教育津贴，也是如此。海外雇员的孩子们到西方上学能拿补贴，中国人就不配。他们每年可领一笔钱回西方老家探亲访友或度假，中国人也不配。简言之，同工不同酬，福利差别巨大，基本上是以种族来划分界线。直到目前，这套制度还有部分延续。
港英殖民主义特权制度对大陆人最歧视，他们虽然被界定为“本地雇员”，但在居住权、就业、家人来港、赡养亲属费减税等方面，又不能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待遇。说到底，这套制度原是为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而设计。那些规定，本身就写在纸面上，清清楚楚，是正式的特权。该特权制度起因于外来民族征服和统治了本土民族，这在伦理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unjustifiable）。但在英国的法律传统下，这种巨大的差别不是腐败，属于特权。如果不符合这些特权规定，即便你有官位，想钻空子，也要受到处罚。
新加坡是把“特权有别于腐败”的制度设计用到极端的例子。
Forbes等报刊的资料显示，2008年初，新加坡总理的年薪相当于205万美元（金融危机后有相应缩减）。是最大的好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工资总和！美国总统40万美元；英国首相37.5万美元；德国31.8万；法国34.6万；日本24.85万；它们五大国全加起来才160万美元左右。无论按人口算，还是按GDP总量算，无论从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较来看，新加坡总理的薪资都是天文数字。部长的薪水也高得不得了，是总理的55%到60%，比其他大国的首脑高多了。这种天文数额的政府高官工资就是特权。但是，新加坡的界限很清楚，除了这份薪水之外，无论是谁给了礼物或其他东西，都要申报，超过限额要上交，否则会受到反贪法规的处置。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一个非理想的、实际的世界里，用明文规定的特权来换取官员的“守规矩”，是控制腐败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控制特权比控制腐败在技术上更容易一些，因为后者漫无边际。而若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既无特权也无腐败；遗憾的是那离我们还太遥远。
改革开放前的腐败与特权
说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的人，年纪大是健忘，若年纪轻则是没做研究或接触不到事实资料。比如“文革”中，西方的电影与文艺作品、中国的经典、从苏联过来的“修正主义文学作品”，统统都给批倒了。如果看国外的书，不但受批判，还可能被关到牛棚里去。但是江青和跟她在一起的人，就可以动用非常宝贵的外汇，进口好莱坞、香港的片子来享受，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电影”，按当时的规定就是“黄色电影”（当然按现在标准未必是）。这种行为就是腐败，而非特权。因为那时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或文件规定说，全国人民不能享有，江青等人可以享有。
从1949年到1976年，最高层的领导人，其专列经过的路线上，原计划好的列车运行都要让路，引起全国非常麻烦的调整。但这是符合正式规定的特权，到级别就享有那个权力。话说回来，如果高干的亲戚出去玩也坐专列，那就是腐败，因为这超出了明文规定。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觉得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腐败？原因有二：一是以前的特权较多，但比较严格地执行。当时中国太穷了，在食品供应、看病、坐车等方面都是根据级别来确定待遇的。二是当时信息不通畅，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手机，普通人也不知道有哪些特权。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清楚界定的特权比漫无边际的腐败，较易控制。
过渡阶段：有分寸承认特权，彻底清除腐败
中国是转型社会，又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每天都出现新现象，法制严重滞后，这是腐败蔓延的基本原因之一。要克服这种现象，不能太理想主义。从渐进改革的思路来看，我主张，有分寸地把特权作明文规定，把它们公布于众。划分界限清楚之后，对腐败进行严厉惩罚，才能逐步缩减腐败的领域。如果能做到这点，反倒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因为至少有个界限清楚的规则。如果连这都达不到，反腐就很难，因为腐败没有边界。当然，需要严格的监督，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媒体与民众、有效的司法，多管齐下。
不要误解，以为我鼓吹在现代社会里加大特权。一个社会里的特权不能太多太悬殊，否则，即便是用文字固定下来，即便在技术的意义上来讲不是腐败，它也违反现代政治文明。当年英国在香港实行的制度，从根上讲，是建立在种族不平等的基础上，是殖民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掉。新加坡人对政府官员的天文数字工资也是很有意见的，虽然言论控制得很厉害，一有空隙就会愤怒发泄。
我试图说明的要点，是不要以太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态度和标准来制定廉政的规章，那样缺乏实际的意义，因为极难执行和维持下来。要有明达的政治智慧，不要指望有权的人没有一点私利。个别人能达到这境界，绝大部分人做不到。在反贪方面，英国传统（香港和新加坡均是）把法律用得极其聪明，在明文给足了待遇以后，对用纳税人钱运转的一切公营部门，监管得详细而严格。在香港，极少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即便批准了请客吃饭，连喝啤酒都不准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