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何事令我不得语

不久前，著名外交官、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历数中国官员在对外交往时的种种为外人所难以理喻之语言以及行为方式，认为这导致中国形象受到扭曲。他呼吁官员要学习交流学的基本技巧，要有好的口才，要做到“几句话就能把别人的兴趣调动起来”。同时，他也希望学校教育不能仅仅重视考试，而忽视交流能力的培养。这些看法都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钱锺书先生曾经用咏水的古诗来比喻语言的作用：语言让我们相互沟通，所谓“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但是水也让我们相互阻隔，所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当然，即便古人写这样的诗句当真是用水比语言，也许也不是指那些国际交流的困境，而是指大家说的同一种语言，却无从完全理解。就像那张把“夫妻肺片”翻译成“丈夫和妻子的肺切成的片”的菜单一样，虽然用的是英语，但那样的语言却是足以把外国人雷到爪哇国里的。

说起来，本国官员到外国说怎样的话，其实受到不少因素的影响。吴建民先生说，他作为驻法国大使，每年都接待的来自国内副部级以上的代表团达两百个以上，除了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以外，我们还可以想见这些代表团的成员们大多不是职业外交官或者外宣人员，他们在国内形成的话语风格很难在跨入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就为之一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际交流的话语风格乃是国内风格的延伸。因此，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自己日常和官场话语的风格及其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区别。

也许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我们古来的政治传统是不大倡导好口才的，所谓“为政不在多言”。我读《论语》，发现孔子对于好口才没有多少好评价，他崇尚的总是“刚毅木讷”一类的形象。当年他老人家作为鲁国司寇，判处少正卯死刑，判决书里给被告人的罪名之一就是“言伪而辩”。后来的专制政治环境也许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敌视论辩和演说的传统，当然，仇视口才的观念成为专制政治的支柱之一也未可知。总之，当“一经圣人口，议论安敢到”成为惯例，“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反过来说，民主政体从一开始就特别依赖演讲术。当官员要由国民选举产生时，候选人就需要用口头的方式向民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以便公民选择。雅典时代诡辩家大行其道，修辞学成为朝市显学，这是跟民主社会的需求密切关联的。在学园，在神殿，在法庭，在节日的公众集会，演说家们尽情地展现他们的语言魅力，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的那篇“阵亡将士墓前演讲”，即便隔着遥远的时空，今天读来仍然那样地激动人心，而征诸我国历史，演说文献却是很难找到的。

尽管时代已经变迁，但是沿袭已久的传统却不那么容易消失。至今在我们的官场文化中，流行的仍然是中规中矩的言说方式，秘书们起草讲话稿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套路。例如，上级领导的到来必定体现了巨大的关怀，领导讲话一定是重要的，需要深刻领会、贯彻落实的，领导这边当然也一定要首先充分肯定这里近年来的工作，也一定要指出今后前进的方向。无论什么场合的讲话，“穿靴戴帽”都是必须的。假如要表达一点与上级不同的新东西，也要用那种难以觉察的微妙语言小心翼翼地进行，甚至语言都不变化，只是通过改变语气以传递不同的信息。试想，“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会议精神，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这句话，语气上是强调“严厉打击”还是强调“依法”，产生的后果会是很不一样的。由于要以不犯错为最高要求，那种生动的、个性化的话语风格就无从获得立足空间。

影响外人对于我们官员话语意义理解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这个独特的转型期社会，由于要实现温和的转型，于是形成了一些过渡时期的政治话语，这也是没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难以解读的。说来话长，且待下回再“自由谈”吧。（作者为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