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反腐败学刍议――谁来拯救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中国

我曾经撰写短文“中国腐败学考察”，也写了许多的文章探讨反腐败之道[见附件]，中间历经十多年，中国腐败的情况不但没有改观，而且愈发触目惊心了。因此，我在此提出研究中国反腐败学，冀望与同仁共同诊治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中国。

一、中国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乱象。

如今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腐败范围从政府界、经济界向教育、学术、文化、慈善、寺庙、儿童、少年等领域和群体大幅度渗透，腐败金额一路攀升，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越来越低，腐败方式不断花样翻新，腐败越来越生活化、家庭化、正常化。

腐败窝案、串案频繁发生，凸显了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编织庞大权力网的腐败特征。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涉及党政干部110余人；安徽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仅2005年,阜阳中院还有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被查处；湖北襄樊前市委书记孙楚寅案牵出官员70余人,其中“一把手”30余人。

腐败呈现隐蔽化、间接化的倾向，影子腐败（利用自己在任时期的影响力荫庇他人或者为自己的将来铺路）、期权腐败（钱权交易，未来兑现）、裸官腐败（配偶子女全在海外，一人在国内做官，资产不断转移海外）、软腐败（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接受各种服务、好处、艺术品等）、性贿赂、二奶腐败等越来越严重。

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荆门市市委原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干部，甚至把三陪女培养到了市开发区的副局长宝座上；安徽宣城市前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县长时对小情人许诺：“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任。”果然不久，他的小情人就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县妇联主任。

关键岗位腐败、国有资产腐败、失职渎职腐败比起小偷小摸式的个人贪污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要大得多，一些官员乱投资、乱上项目，普遍没有象样的独立的可行性研究，政绩工程、书记工程、形象工程大行其道。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分管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十三个领域，同时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派，权力集中于他一人而没有监督制约，他受贿逾一亿多人民币。河南省三任交通厅厅长曾锦成、张昆桐、石发亮“前腐后继”，云南昆明三任规划局长，相继倒台，皆因实权太大。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有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为了政绩，王怀忠胡乱决定投资3亿2千万元修建“国际机场”，阜阳的工人、农民、教师每人都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建成后，没有客流，被迫关闭。

挥霍公款的“广义腐败”、“大腐败”极大地消耗了国家财力，使得民生维艰。公款腐败不除，中国的现代化无望。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加上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购车用车、公款出国旅游）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40%以上。而日本仅为3%以下，西欧4~5%，中国是先进国家的10倍！所以，中国没有钱投资民生，没有钱搞教育、医疗，没有资金用于社会保障。虽然近三四年这些情况有所变化，政府做了大量的改善民生的工作，但三公腐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比如现在基层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近一两年，公车很多都换了新的，不再用红旗。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费用可以随意报销。地方上的人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比不上公车”。

司法腐败、监督部门腐败摧毁了社会正义和良心，劳教腐败、信访腐败、看守所腐败、黑监狱等动摇了弱势群体的信念。

陕西律师蒋允茂根据自己20多年的办案经历，出版了《律师手记》，书中说：“如果评判那些结案，公正的判决不会超过一半”！审判中往往是“一审偷偷摸摸乱判错判，二审稀里糊涂维持原判（我又没有得你好处，凭啥给你主持公道），一些法官不要法律，一手遮天”！法院里执法犯法已经不是个案问题,而是常态:现行法律规定：合议庭独立判决案件,如果合议庭认为不能决定的应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是实际上却是这样的,所谓的合议庭往往是一名案件承办人另加两名凑数的审判员或者陪审员,从形式上满足法律规定的人数,真正决定案子判决的则是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庭审成了走过场，法庭上不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则在法庭之外！在中西部的许多法院里，以至律师代理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出庭，需要的是在下面找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以及提交材料！试问：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吗？连中国传统历史上的行政司法混为一谈都不如，因为那时官员还需要升堂问案，直接与当事双方见面啊！可是，今天的法院里庭长和主管副院长在听汇报判案子！在这样的现实下，还谈什么司法？还谈什么公平与正义？法院的公信力又如何建立？（《先搞成司法，再谈司法改革！》）

湖北省某县“信访之家”聘任的“中国首位信访调解员”刘贵琴，为民请命，在访民中享有威望，被判处1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而所谓非法文件只是一个印发的通知，在网上也可以查到，竟然成为“非法持有”。县公安局的人说：这是上面压下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啊？谁让她一直要跟政府过不去？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不就行了，该知足了，现在出事了谁都担不了。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聘下区内所有的律师为区政府常年法律顾问，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以堵塞民告官之路。

陕西定边县女职工赵晓铃受全体职工之托，打印了一份写给县委县政府反映单位存在问题的信，该县公安局称未经领导同意，擅自打印上访材料，处以行政拘留。

最近一两年，各地在京私设“黑监狱”，任意羁押访民，对访民刑讯、虐待、迫害，凸显了中国法治进步中的退步。

特权腐败、一把手腐败、土皇帝滥权、公权私有化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中国有苏丹化、碎片化之虞。一些土皇帝为了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极力打击举报者、揭露者、记者。

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从北京出席十七大回来，市政府动员警察、官员、护士、学生及各界人士数千人，夹道欢迎，有人放烟花鞭炮，有人舞龙舞狮，还有乐队演奏，有年轻姑娘送上鲜花，有年老农妇送上水果，热闹非凡。官方媒体当时报道：“彩球高悬，鼓乐喧天，写有‘热烈欢送李连玉书记赴京参加十七大’、‘李书记参加十七大是邳州163万人民的光荣’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少先队员们为敬爱的李书记送上了鲜花，并以诗朗颂的形式表达了对李书记的敬仰之情”。

同时，土皇帝将一切批评者视为敌人。陕西省志丹县4名科级干部因编发、传播涉及县领导的短信――“十个工程九个自己干，他是清官还是贪官”等而遭免职，还有两人被逮捕，一人被刑拘。安徽省五河县第一中学的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任命校长，编发手机短信给县里有关部门领导，结果被拘留、罚款。重庆彭水县秦中飞因一首“沁园春”触怒县领导而被捕入狱。

部门立法、官员立法、自我立法、自我设租、自我授权的立法腐败比较严重，监督部门缺乏独立性。自我加薪、自我得利、自我评判、自我调查、自我监督成为体制上的痼疾，如果不能够改变，反腐败无异于缘木求鱼。

深圳龙岗区“舞王”大火，一会儿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在陈旭明家查出现金千万元，总资产过亿，一会儿又说只有6万元，按照6万判刑。老百姓对于当地执法部门的公正性表达了怀疑。

三鹿毒奶粉消息一出，当地政府和调查部门马上宣布，问题出自奶农，与企业无关。后来，如果不是事情闹得太大，可以预料，三鹿会安然过关。

湖南郴州老人彭北京提出与当地法院院长决斗的挑战书，风靡一时，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但上级部门仍然只是听取下级官员的汇报。彭北京感叹，除非案件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否则解决无望。

对待群众上访案件，上级官员都是这样处理的：只听取下级官员、施害者的汇报，没有独立的调查，因此，问题大多不可能真正地解决。

经济特权、国企垄断、权力崇拜、服从政治人理性而非经济人理性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点，造成了最大的不公与腐败。

在国内需求保持增长的、甚至出现“油荒”的同时，我国国有两大石油巨头却反而减少了进口量，甚至还加大了出口量。据海关统计，中国在2005年“油荒”前6个月共出口了759万吨成品油，同比大幅增长48.6%；而同期成品油进口却从去年上半年的增长34.1%，转变为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达到了22.6%。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至1347万吨。国有垄断企业为了赢利就可以置“石油安全”于不顾？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反而得到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弥补中石化炼油项目亏损，而面对粮食安全问题和几亿低收入农民，2005年对粮食的直接补贴才132亿元。

2006年全国实现粮食连续三年增产，粮食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的前提下，竟然还出现市面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据《南方周末》12月21日报道，今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一举收购了全国小麦总产量的约40%，占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上的办法来调节粮食，然后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硬生生地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拍卖”。根据相关报道，中储粮每收购一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补贴；每存储一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补贴……全国人民忍受着粮油涨价带来的生活压力，到底让农民得到了多少实惠？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用于小麦收购、仓储。再加上中储粮在收购价基础上加价销售，实际上，我们每多支出1元钱的粮油成本，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足0.15元，而以中储粮为代表的流通环节则赚去了0.85元以上。（孔善广《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问题探讨》）

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成就了蔚为大观的腐败文化，凸显了中国人的精神糜烂与道德崩溃。

中国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了世界上首个《国家健康报告》，竟然睁眼说瞎话，在其中的全球医疗卫生健康“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居倒数第一位。让人们领略了什么叫“学术无耻”、什么叫“向权力献媚”，中国的学术彻底沦落为权力的奴仆，完全粉碎了人们心中本来尚存的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尊敬与信心。

二、建立“中国反腐败学”。

据报道，2003年，全国职务犯罪被判决有罪的人数是1.5万人，2007年，上升为2.6万人。

这还只是实际腐败人数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黑数（未被查出的腐败人数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贿赂额占GDP的3%，就算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中国应查出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中国的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的实际权力寻租额为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另据测算，中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的35.64%，照此推算，中国的腐败黑数高达99.8%。

中国的腐败如此严重，未被查处的腐败比例如此之高，迫切要求建立“中国反腐败学”，加强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研究，制定清除腐败的可行措施，促进廉洁廉价政府的形成，弘扬清廉清新的文化。

中国反腐败学必须针对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后门文化对症下药，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的能够操作的解决办法。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特权社会，也是谋略社会、无规则社会，中国人把腐败生活化了，对腐败习以为常，而痛恨腐败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中国，即使通过正常的途径能够办到的事，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托人、找关系，惟恐被人取代。人们走路，也喜欢踏草坪，走捷径，人们普遍的没有规则意识，就像中国武侠、中国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