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戈：今之“理论家”为何如此害怕中共当年盛赞的“西方民主”？

在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中，被指斥为“西方话语”的莫过于“民主”二字。似乎“西方民主”是狗屎堆，不可向迩，一接近就臭气满身；又似乎是“毒药”，吃下去顷刻身亡。这倒激起我的兴趣，想抄点资料给“理论家”们看看，中共当年怎样盛赞“西方民主”。

一、中共当年盛赞“西方民主”

中共的领袖最初大都是“西方民主”的赞美者和追求者。远的不说了，就说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中共的成熟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

1944年9月1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 ’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华莱士这段话表明，他认为民主适用于全世界，自然是一种“普世价值”了。华莱士是美国政坛要人，他的这段话推销的自然是美国价值，是典型的“西方话语”，而且加之于“全世界”的意图也十分明显。然而，当时中共的喉舌《新华日报》对之毫无批判之意，也并未区分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相反，却通过社论说，“这种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实在是很必要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多次有人表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对此《新华日报》批评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无可讳言，现代“民主”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但是，《新华日报》并没有认为这种“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

一切民主都有局限性，但是，一切民主都是好东西。在这方面，毛泽东并不区分苏联民主与英美民主，而是一律肯定。他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

1944年3月，王云五访英归来，发表《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的演讲，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中云：

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应该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精华连根毁损而加以唾弃的。

请注意，这里将“英美民主政治的两大精华”称为“人类共同的宝贝”呢！“人类共同的宝贝”当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

1944年月4月7日，《新华日报》为美国国庆发表社论，副题“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该文在盛赞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之后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从来给予高度的评价的。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该文声称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美国”的“同伴”，自己的工作是华盛顿、杰非逊、林肯等这些“美国民主”缔造者“进行过的工作”。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1944年7月，美国人谢伟思访问延安，毛泽东对他说：

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该应当更多一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的民主理想。

请看，毛泽东在这里鼓励每一个美国官员和每一个士兵都向中国人推销美国民主呢！

以上引据，足以雄辩地说明，抗战时期，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是把“西方民主”看成医治中国的良药的。

二、毛泽东认为西方民主“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更进步”

同一事物，其价值会因所处时代和环境发生变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不再像抗战时期那样盛赞“西方民主”了，但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也不曾像今之“理论家”们那样害怕“西方民主”，视之为“毒药”和“洪水猛兽”，而是在拒绝照搬西方模式的同时，强调其中有值得借鉴和学习之处。

记得上一世纪50年代，当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大量冤杀自己的同志和人民的情况暴露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甚至还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请看，毛泽东在这里承认西方民主的某些“办法”比我们更“进步”，而我们“更退步”了呢！

刘少奇接过毛泽东的话头说：

我也曾经讲过，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 他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 (毛泽东：我们如果那样，就叫受处罚。)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 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的会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少奇同志在这里明确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当少奇同志讲这段话的时候，毛泽东在场，还曾插话表示支持。不知今之“理论家”们读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少奇同志扣一顶帽子，“跟着西方跳舞”，“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还是回到总设计师吧。小平同志多次表示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有些东西，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就不能照搬。但是小平同志也从来不曾完全拒绝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中一切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1980年8月，邓小平重提毛泽东关于西方不会发生斯大林那样的错误的旧话，批评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可见，邓小平是主张研究并在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应该承认，为什么在西方世界不会发生斯大林那样的错误，更不会发生“文革”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大灾难，一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

诚然，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域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但是，这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不能否定民主的共性，不能否定它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各种类型的民主也都有其不足和局限，例如西方民主，很长时期内被指斥为“富人的民主”，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民主”，这也正是今天的“批评者”们的强调之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中包含着的普遍适用的“合理内核”，例如选举、宪政、法治、监督、制衡、出版和言论自由等等。我们今天正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理应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魄力，广泛吸收、借鉴此前或同时，包括西方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加以审慎研究，具体分析其中的精华与局限，取其所当取，拒其所当拒，而不是一听到某些没有听惯的语言，就立刻神经紧张起来。

还是参考一下当年《新华日报》的社论吧：

像林肯、罗斯福总统那样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监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的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