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

自由派与保守派

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恢复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中产阶级社会；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国拉回“镀金年代”，让100年的历史化为无形。自由派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久存的制度；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将这些制度私有化、或者将其倾覆。自由派想尊重美国的民主原则与法治；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让总统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并在乔治・布什政府不经指控监禁、虐待他人时鼓掌喝彩。

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就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早在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便有如下言论――事实证明这话有些言之过早：

时间的鬼斧神工已将民主党改造为本国真正的保守党――一个致力于保存一切最好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坚定、泰然地建设的政党。而共和党则像个激进党――行事莽撞、满腹怨怒的政党，决意要将已稳固嵌入本国社会结构的制度夷平。

他的意思是，民主党人已成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强大的工会运动等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这些“新政”制度创造并维持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共和党人则试图将其连根铲除。

几年后，史蒂文森对共和党的描述就变错了。他说出此话后的数年间，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现代”共和党人从仍在顽固对抗“新政”的保守势力手中接管了共和党，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共和党的领导人大都接受“新政”的成就。但保守主义运动崛起后，对“新政”成就的攻击死灰复燃。过去15年间的国内政策大争斗，不论是金里奇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打算，还是乔治・布什将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图谋，都和史蒂文森所说的一般无二：行事莽撞、满腹怨怒的政党想要将构成现代美国社会结构中枢的制度铲除。

而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维护美国的民主与社会构架。“新政”不仅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还通过给予美国劳工真正的政治权力、结束富裕精英的统治地位，使美国更贴近其民主理想。不错，“新政”依靠一个与南方种族隔离分子暂且组成的联盟，但最终，“新政”精神势所必然地将民主党转化为一个奉扬民权与政治权的政党。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带来30年后的《民权法》，是水到渠成的事。换言之，自由主义并非只关乎福利国家，它也关乎民主与法治。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站在另一边，其政治策略本质上依靠利用一些美国人的抵触情绪，那些人不愿将平等的权利给予与其肤色、信仰与性取向不同的同胞。

正如我在本书中记录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是反民主、向往极权主义的，从一开始，当《国家评论》赞颂佛朗哥、主张南方白人有权不给黑人选举权时，就是如此。这种反民主、极权的态度始终伴随着保守主义运动。在今天的美国，当自由派与保守派在选举权问题上冲突时，自由派总是想要给公民选举权，而保守派总是想要阻挠一些公民投票。当他们在政府特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自由派总是捍卫正当程序，而保守派则总是坚称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9・11”事件之后，乔治・布什政府试图营造一种严重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气氛，把对总统的一切批评视为不爱国，而美国的保守派几乎无不对其拍手称快。

我坚信，社会应当在抑制贫富分化制度的支撑下，实现相对平等。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派，我也以此为荣。

自由主义与进步运动

许多深深涉足真实政界的人也有我刚刚讲述的那些信仰，但他们喜欢自称为进步派，而非自由派。这多少是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数十年来的宣传战造成的。这一宣传战很成功地使美国人对“自由派”一词嗤之以鼻，不过，在削弱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基础上，这场宣传还远没有如此成功。民意调查通常显示，相当少的美国人――一般不到30％――自认为是自由派。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我们一般称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例如保障所有美国人的医疗。

但是，“进步派”并不只是一个代指“自由派”旧日含义的新词。至少在我与许多其他人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其真正的区别就是哲学与行动的区别。自由派的特征是，信仰抑制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的制度。进步派的特征是，或明或暗地参与一个保卫并努力扩大这些制度的政治联盟。如果你认为美国应当有全民医疗，你就是个自由派，无论你是否这么自认。如果你与他人一起努力实现全民医疗，你就是个进步派。

乔治・布什治下美国政治景象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在某些方面，不过仅限于某些方面，类似保守主义运动的进步主义运动凝聚在了一起。与保守主义运动一样，它也是一些机构的团结体，这些机构与一个主要政党有联系，不过并非该政党本身：许多民主党人是进步派，进步派大多支持民主党人，但该运动的范围远超民主党。它包括组成旧“新政”联盟的一些群体，尤其是工会成员、各种智库以及像“网根”这样的新奇实体。“网根”是由一些博客作者与Daily Kos等进步主义网站联系起来的一个虚拟社区。民主党政治家的一些头面人物现已常在Daily Kos上发帖。但在其他方面，进步主义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差别巨大。它远没有那么集中化：虽然右翼分子觉得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大笔资金的乔治・索罗斯在暗中操控一切，但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得到的整齐划一的资金支持，绝对不见于左派。相应地，由出资者操纵的众口一辞，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含蓄的效忠誓言，在左派中也绝对没有。

把各个进步主义机构凝聚为一股运动的并非金钱，而是它们自身的期许。多少有点自由主义信仰的美国人，很多都自认为是一股联合运动的成员，以抑制贫富不均、保卫民主原则为共同目标。对于那些不愿挺身对抗右派、在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或增兵伊拉克问题上屈服的民主党人，该运动投以最大的鄙视。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并没有这样的进步主义运动，而美国也付出了代价。回头来看，显而易见，克林顿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方案。从根本上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克林顿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一心痴迷于与日本打贸易战，那个想法从来都是缺少道理、思虑欠妥、毫无现实根据的。希拉里・克林顿医疗方案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一个关键的缺陷是，该方案并不是要实现一股广泛运动的目标，而只是一场个人的冒险，是孤立地制定的，没有一个给予支撑的联盟。而在1994年共和党人胜选后，克林顿就只能做些边缘性的政策变革了。他把政府管理得很好，但并未推进更大规模的计划，也未构建一股运动。这样的事可能再次发生，但如果那样，进步派人士将有遭人背叛的感觉，而且这样的感觉合情合理。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的保罗・克鲁格曼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