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岳首：经由社会和解达成新的社会共识

一、在社会撕裂和改革共识破裂面前

上访潮、拆迁户、黑窑工、黑监狱、瓮安“6-28”暴动、杨佳式“讨说法”、“人肉炸弹”等等乱象，已经清楚地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条社会裂痕，严重的是，这些裂痕呈扩展延伸趋势；

“改革已死”、“动力资源耗尽”、“进行第二次文革”、“中国已进入反改革时代” 等等话语，已经广泛掺入对改革一边倒的美化和颂歌，使改革成为一个人言人殊，饱含众多抱怨不满的话题。

我并不同意对改革的过多抹黑，改革30年确实积累了不少现代化国家所需的物件，也总体上提高了中国的GDP，在一些方面改善了国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存在如此之多的严重问题，病根不在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体制的落后。由于30年改革来路从一开始就是跛足走过来，至今几个特殊利益集团和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紧张对峙的局面已然形成，发展趋势堪忧。

一方面，“权力寻租”勾搭下的大规模圈地圈钱，红与黑社会势力联手的强抢豪夺，不但把社会的大体撕裂为狼与羊的二元世界，也已经把不少“杨佳”逼上了“讨说法”和“人肉炸弹”的不归路。改革早年的争论还是“抢来本钱做生意”、“化公为私”等是不是“为富不仁”，现在遍地的有毒食物把人们的神经绷紧到能不能躲过“谋财害命”上来。人权恶性事件不间断发生，剪不断，理还乱；成规模维权抗议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重庆近期“扫黑”80天就逮捕近万人，再往前一步，人都不知往哪里关了。

另一方面，金融海啸正掀去遮盖中国尖锐社会矛盾的面纱。整个外贸出口量急剧下降，明年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庞大数字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外资不但再无力注入而且开始外撤。与此同时，股市崩盘，楼价下跌，失业大军涌向街头，成为提高社会风险系数的新生力军。

多年前王力雄先生就有一个“车轮理论”，说社会的稳定如同行驶的车轮，必需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平稳。我们看到，一般正常社会（如笔者所在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有2、3个百分点社会就稳如磐石，中国社会却至少得保8，因为它落伍的政治制度衍生出一个巨大的官僚贪婪胃口。正是这个庞大的胃口，吞食了改革的大部分物质成果，吞食了金融、电力、通讯、土地等最肥领域的厚利。当然，最终它也要在吞食掉社会弱势者的同时吞食掉自己。

种种迹象显示，“紧张对峙”演变为“剧烈对抗”的可能性在快速上升。墙内墙外严峻的形势逼迫中国朝野在未来几年必须认真正视和解与革命的问题并就此作出抉择。

首先是权贵者（也是既得利益者）艰难的抉择：要么让渡部分既得利益和公权力，换取和解共生；要么继续用暴力维持多几天的酒醉金迷，等待共死双输。

其次是民间社会同样痛苦的抉择：是否愿意对忏悔予于宽恕？可否以放弃清算去与认罪作个交换？从变革成本计算，是否应该减少当权者对民主的恐惧，以体面的谈判妥协促成社会早日转型？以暴易暴把持枪者逼到墙角让他们掏枪决斗是不是上策？能否赢？

面对众多暴富者的疯狂掠夺，为数不少当权官僚的平庸和冥顽不化，我无法断定革命是不是最坏的选择，但我清楚地知晓，革命食人（万千鲜活美好的生灵涂炭）、食物（大量辛苦积累的器皿毁灭）、吃言（枪炮声吞没理论言说）。这头巨大的怪兽一直与中华民族形影不离，那大腹不知食掉了多少我们民族儿女子孙。

要不要革命或许是个伪问题，因为革命要来它不期而至，你我都无法阻挡，但如何运用我们这代人的智慧来尽力避免你死我活的革命却绝对是真问题。我们能做和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个人绵薄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合成起来去争取变革社会的最不坏运作方式，去减免流血，降低变革成本。我坚信，政治和解是解决观念纷争的最佳选择，应该成为中国人健康政治生活的常态。

中国近代百年有三个重要十年，1917年、1989年的前十年和眼下前后的十年。前两个十年的生动局面连同社会和解的难得机遇都夭折了，眼下前后的这个十年得益于网络和全球化也具有一定的活力，但其凶多或吉多的前途未卜。人力尽，听天命，人有命运，国有国运，老实说，中国人多命不好，一个原因是国运屡屡不佳。应补充提出，1937年后的一个时期也是国人停止相互残杀、强势者善待弱势者的难得时期，可惜国共两大党都不予珍惜，反在1945年双方大动干戈兵戎相见。

二、经由社会和解达成新的社会共识

如果说改革共识破裂，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却是一个有望在朝野间形成的新共识。经历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国执政党今天的思维有愿朝“构建和谐社会”靠拢实属不易。然而，问题就在于对“和谐”的解读朝野间也缺乏共识。差异在于：在朝的“和谐”意图显然是要将社会稳定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我垄断权力和资源，主导法律与舆论，给你生存权、少量参与权和话语空间，我们就这样好好“和谐”吧。而学界和民间有识之士所理解的“和谐”至少包涵有：政党轮替和票选政府的政体框架；分立制衡的权力构架；独立自主的司法和媒体；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和公平竞争；公民结社、言论及示威抗议的自由；良好的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我们理解的“和谐”，不是整齐划一沉闷死寂的“和谐”，而是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是各党各派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类思想学术争奇斗艳、各路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一种充满良性互动活力的稳定秩序状态。

没有社会的共识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经由社会和解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则是走向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

“和解”议题了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误解。不少人对和解议题有疑问：中国那些民工、矿难家属、爱滋族、拆迁户、流亡藏人如何跟正在盘剥他们的权贵和解？政府对土改、反右、文革等罪错还没有完全承认，真相继续被隐瞒，受害者、幸存者的赔偿未见亮光，这时就奢谈和解？也有论者指出：和解首先是为强者准备的仁义道路。在强权者还没有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在受害者还是没有能力诉诸法律让加害者还以公正的弱者时，让他们提出和解的诉求是不仁义的。强者的开明和让步与弱者的宽容和坚持是和解成为可能的关键，而第一步必须也只能由强者迈出。

确实，选择和解与否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拥有巨大财力和武力资源的庙宇高堂，强势当权者顺应时代潮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妥协代替镇压，这样做不但对民族子孙功德无量，也是他们对自身利益和安全的保障。和解当然有鲜明和清晰的原则和政治指向，那就是以真相换谅解，以忏悔换宽恕，加害者停止作恶施暴，对受害者道歉赔偿。同时，指明和解的主动权在拥有巨大武力和财力资源的当权强势者一方，并不就是说民间在和解与否的抉择上只有被动的份额，并不就是说只有当局走了第一步、民间才能走第二步。我认为，即使在当局无愿和拒绝和解的情形下，也并不妨碍民间率先呼吁、提倡并努力实践和解。事实上，已有许多受打被压的民间人士的言行，已经就是在行使某种“和解的主动权”――主动向强势者表明了绝不同态复仇、绝不以暴易暴的态度，主动提出并探索一种新的政治转型思路。我觉得，民间健康理性力量能否快速增长从而加大主导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对于和解路径的选择可能更加重要。民间社会调整完善自身的思维、话语和行为方式，也是公民社会的迫切要求。

我认为，民间社会现在就应加大力度宣扬和解理念，以此，也以组织化的公民力量催促和迫使在朝强势者早日拿出 “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

20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