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解读科学社会观

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后，胡锦涛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要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以说胡主席这一社会观是我们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要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乃是因为他抓住了当今世界运行的基本模式――社会。

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网络交错彼此相关的巨大社会。当然，如果你愿意，则说它是“地球村”也可以，说它是个“文明共同体”也可以。所以说这个词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主要有下面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的生产“社会化”了。现代社会在生产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划时代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曾举出一个小小扣针生产的例子来说明社会化生产给人类生产力带来的突飞猛进的进步：照他的计算，由于社会化生产，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而如果他们各自采用自然经济式的独立工作，则一日顶多制造二十枚针，甚至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二百四十倍甚至四千八百倍！这种趋势，在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更加迅猛――譬如，东莞的电脑生产，一个工厂可能只生产一个配件，比如鼠标键盘等等，而它的芯片则更有可能来自国外某家工厂。整个世界成了休戚相关的一个生产整体。如此一来的结果，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生产活动全球化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所谓“无国籍”的跨国公司上，它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传统的、以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为基础的分工格局被打破，开始向以现代工艺技术和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分工方向发展。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生产网络中，国界开始模糊，各国都是商品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生产活动之间的相关程度大大提高。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实力有前途的大厂，它的整个生产能在一个“万物皆备于我，不假外求”的封闭环境下进行。

其次，是占有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使社会成员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方式，是既解决效率又解决公平的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好路子。其具体实现形式就是各种股份制和合作制经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这条路子，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这条路子，也会使社会主义越来越兴旺。我们不妨以世界首富比尔&S226;盖茨为例：比尔&S226;盖茨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510多 亿美元，比前一年净增了40 %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微软公司，他的个人财富只占公司股份的24% ――换言之，他不过是微软的股东之一，因为拥有较多股份，能够在微软公司内部产生决策影响的股东不是他的，而是千千万万个股东的，或者说，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关于占有的“社会化”，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譬如，我们假定一个企业家有一千万私有财富，但他开办的工厂却需要两千万才能正常运转――也因此才能为国家提供利税，为工厂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为社会提供产品。为了实现开工，他就必须在投入自己全部资产1千万的同时，再向银行贷款1千万。换言之，就他个人而言，他不仅不是“富人”，而且是个负债人――欠银行1千万及相应利息――而他的所有财富都已进入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了。也就是说，原先归他占有的财富，已完完全全的“社会化”了。

其三，是管理的“社会化”。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管理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首先，管理是生产社会化引起的，因此具有同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其次，管理又是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种“监督劳动”，具有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管理制度建立的基础，就是社会化。我们看到：在当今世界，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还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非政府机构（NGO）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在传统的管理行政中，政府垄断了全部公共管理的职能，一旦在政府之外出现了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公共管理机构之后，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由这些机构来承担。因而，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组织大致有四种类型，即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其中，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而规制组织部分是政府的也可能部分是政府外的组织，而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基本上是可以作为政府外公共管理组织而存在。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这就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化，也是管理“社会化”的表现。在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在人们的眼中，既不同于作为政府的公共部门，也不同于私营的赢利性企业，属于“第三类部门”。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众多的服务，承担大量政府部门做不好或不该做的事情，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宏观与微观之间进行中间协调，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以公平、公正的中间人形象，在诸如行业管理、咨询、信息、法律、公证等多种领域，为各类社会主体提供服务。据资料显示，美国现有行业协会多达20多万个，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每一行业协会参加的企业通常占本行业企业的90%以上。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后，是个人生存的“社会化”。在现代生活，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这个巨大网络中的一个个关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的生活资料来源于社会。在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刀耕火种来换取他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甚至，就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团体生活集体生活，也只能是“世外桃源”的梦想；其次，他的工作他的奉献，也只能是整个社会化生产网络的一个部分，离开了社会，他的个人努力将几乎毫无意义――譬如，一个工人在工厂生产鼠标，如果这个产品不与其他千百万人的产品在一起构成电脑，单独的鼠标将毫无意义。也就是因为个人生存“社会化”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依附与主宰的不平等关系――大家都是社会这个巨大网络的一个关节，凭什么你比我高明？也因此衍生出现代社会民主法制等等观念和制度。

因为上面四个“社会化”的需要，相应的我们也需要社会化生产、社会化财富、社会化管理和社会化生存――借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这种“社会化”进程有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人、财、物”的流动，有利于改善生产关系，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要之，正是因为“社会化”的实现，才使得现代社会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占有更加合理，管理更加有效，生存更加平等，因而人类也才能突破自然限制成为世界主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亚当・斯密才在《国富论》中认为现代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无形的作用。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时，并没有想到促进社会利益，而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利益，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其结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的效果要好得多。当社会中每一个体的利益都获得满足，那么整个社会也会得到最大的利益。简单地说，这只“不见的手”是个人利益，是市场机制，是价格机制，是自由竞争。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如此重大而神奇的作用，所以，政府的职能不是包打天下，无所不管，而只是做社会经济的一个守夜人。只要政府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萨谬尔森在论述市场经济时说，诺大个纽约市，千百万人口的数不清的各种需要，竟然在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中心的指挥、管理下，实现了，满足了。这说明，市场经济行得通（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上册）。“行得通”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作为反面例子，则有我们数亿人参加政府管得无微不至“大锅饭实验”的失败，这个失败提供给人们的重要教训是：如果不能给自身带来相应的利益，人们通常是不愿意为他人、社会而积极工作的；而市场经济显示的重要经验是：假如通过为他人、社会作出贡献，从而能够使自己获取相当的利益，人们是十分乐意效力的，并且，其积极性、创造性都将得到充分的展现――这是所有社会经济繁荣的根本前提。所以，“小政府，大社会”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正是鉴于这种“社会化”的伟大作用，所以，胡主席在阐述我党中心任务时，才一针见血地将建设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核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