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改革与权贵能切割开来么

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从民众的眼光来看，是一体的，但是从改革精英的眼光来看，是要分割开来的，或者将来分割的。可是能不能分割，这是他们从来不考虑的。就是他们陷入意图伦理之中，把“要等于能”。

在公共空间共同关系中，不能代表别人就被别人代表。改革精英除非有清理门户的能力，否则，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的切割，等于空口白话。所以民众对经济学家和改革精英的攻击，等于对权贵官僚的攻击。

虽然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之间，有一定的张力和冲突，但这是家族内部的。所以很容易民众做出这样的划分敌我，把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同列为人民公敌。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捍卫改革最力，当属权贵官僚，例如据传国务院会议上，上海陈良宇就用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打击温家宝的民生倾向。对权贵官僚的打击，与新教革命一样，不仅反对天主教官僚，而且天主教的政治权威，也必须一并打到。

不管以言论政治，还是政策设计，介入改革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警惕。既然介入政治，而政治是有毒素的，那么就要有警惕，避免自己中毒；既然下海游泳，就要避免自己淹死在海中。

介入改革政治，是一种刀剑上的舞蹈，要么有利于自由主义，要么有利于专制。入得虎穴，与狼共舞，是一种危险和微妙的冒险。每一个步骤，每一言论，到底是延长了专制，还是开明了专制，是强化了，还是放松了，这是首先要警惕的。

这种警惕，相当于密室遇艳，荒野拾金，是放在内心法庭审理的。外在的批判，还隔了一层。因为放松这种警惕，有相当强大的理由，为了那个终极目标，不得不如此。

所以这个界碑相当难以确定，即使诉诸于民众的审理，也不见得一定是准确的。介入改革的自由主义者，只要一放松，就立即变为权威主义者。形势比人强，要有所推动，就要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那要在推动层面上形成主义，必然是权威主义者的渐进和妥协。

专制是如此强大，让人屈服，以至于必须作为前提，才能改革，走上开明专制的路。同床异梦毕竟是同床，专制者要的就是改革的肉体，并不要心灵，异梦请随便作，一旦超出床边，就立即剪刀上来。

目标和历史真相有着剧烈的冲突。改革到底作为自由的进程，还是作为延续专制的手段，到目前为止，还是悬而未决的。而作为后者的政治效果更多一些，而改革宣传中迷信前者，掩盖了真相。一个劲头地美化改革，虽然含着自由进程的巨大渴求，但是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改革的美化，会不会成为改革的阻碍，本来才走五步，美化成快走五十步，已经相当快了，很不错了，应该还可以前进。

不是闭上眼睛美化改革，而是应该睁大眼睛，警惕自己的行动，是不是与我们心中的目标截然相反。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明白地把经济自由，作为开明专制的根本工作，它使国王可以依靠经济学家，以便君主制专制政体可以延续。

介入改革的自由主义者，从89年之后，就逐渐分化，一部分内心固守终极目标，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改革手段成为首要的，而把目标推到一边，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到了98年，经济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新左派又浮出水面。新左派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自由主义的全部，并且在批评中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政治的主宰，并且展开批评，从而想替代他们的位置。

这样的手法，相当于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手法。希特勒首先把犹太人说成世界的统治者，然后打到，让德国人替代。新左派把经济自由主义描述为政治的主宰，然后达到取而代之。这里隐藏着逆转话语劣势的政治策略。

没有了改革，政治自由主义就有了维权运动，作为时代的载体。原初的分野，98年被左右之争掩盖至今。原初的，就是根本的。如今到了做出根本性决裂的时候。政治立场成为思潮的决定性边界。至少要良心不服从，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属于专制的二奶，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甚至打击阻挡政治自由。

这样的决裂，并不仅仅是激进与保守的的问题，89至今已经快二十年，改革也有三十年。如此长的时间，开明专制如何是尽头，而且开明也是少得可怜。

必须记住，开明专制的专制，必须是临时的，短暂的，而不是长久的。如果前三十年的改革是促使其开明，那么已经到了终止专制的时期了。前三十年的改革围绕着，促使其开明为中心展开，甚至不惜损害终止专制的工作和思考，如今到了终止专制为中心展开，那就需要损害促使其开明的工作和思考。一饮一啄之间，天理昭昭。

从促使其开明，转变到终止专制，需要一次卫星变轨，所以言论自由先行一步突破，和相信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的谎言，必须戳破。三十年河东改革，三十年河西维权。东西之间的中心，必须截然不同。

改革已经不足成为知识分子战斗的主战场，甚至已经不是战场，不能把全身心的精力、信心意志投注到改革之上。不可沿着惯性走下去，那是会走到悬崖和阴沟里面。连葛兰西那样的共产党人，都鼓吹知识分子下降到公民社会。从天安门的垃圾箱里面投放建议书，后退一步转身，到了上访村，才是知识分子战斗的主战场。

这时候，公车上美的哀顿书，千万不要期待有效果，不要全身心的跪求。这个只能作为广告，也就是建设公共社会和维权运动的广告，才是有意义的。

好，即使不死心，心理还惦念着天安门，那也必须专心下来，为民众的抵抗权利背书，一旦有了这种背书，就不再是叛乱，就有了一种政治力量和正当性，这时候，知识分子站在民众外围，权贵官僚就势单力薄，政改的概率就大一些。如果知识分子还围绕者权贵官僚美的哀顿，权贵官僚虽然很烦，但知道这些还是奴才没事，民众就势单力薄，权贵官僚更不愿意政改，或者只有到有利于自己不利于人民的时候政改，与90年代权贵官僚改革做法如出一辙。政改不可能造成改革与权贵的分割。

颇为奇怪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改诉求，又需要朝民众诉说，争取民众支持，但是又命令民众是一个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这样的做法，与法西斯主义广场集会，需要的仅仅是民众的鼓掌一般。他们的眼里，民众也就这一项功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