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民主政治的是与非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关于民主政治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人则对此表示反对。后者甚至努力以事实来“论证”，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或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非民主政制比民主“更好”。近期在一些亚洲民主国家或地区出现的政治波动，则成为他们频繁使用的“证据”。

其实，一种制度的好与坏是无法通过理性知识加以证明的，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乎个人感情取向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丘吉尔认为“最不坏”的制度，对斯大林来说可能是最坏的制度。那些试图通过选取某些国家出现的某些事例，来论证民主政治不是好东西的人，显然陷入了一种乔治・摩尔所称的“自然主义的谬误”。

这些人甚至不敢将他们这种不恰当的标准一以贯之。有人想通过最近发生在泰国、蒙古的政治纷争和韩国的牛肉风波来证明民主政治的失败，但他们却忘记了不民主的缅甸今年也出现了让许多人失去生命的政治动荡。

按照这种标准，中国也无法幸免被认为是失败国家，因为中国大陆每年都要发生成千上万起群体性事件。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一些局部性而不是全国性的事件，但这些人至少应该想想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当然，如果首都广场上是否秩序井然是一国政制优劣的标准，那么北朝鲜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

有些人试图利用菲律宾、拉美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贪腐问题，来证明民主政治的失败，但按照这个标准，非民主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理由感到自豪。也许，前苏联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可以算得上最成功的国家，因为在那里甚至用不上贪腐之类的概念。

另外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制要适合该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等一系列独特国情。但实际上人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种知识体系，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观点要么是一种毫无指导作用的神秘主义，要么是一种要求人们放弃政治选择和道德责任的决定论。

这种观点显然无法对下列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中国与俄国并无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为何却在上世纪选择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呢？韩国和朝鲜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它们的政治制度为何会截然不同呢？

各种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确实只能在特定国家的特殊境况中得出，但如果缺乏某些指导观念和原则，任何具体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令人满意。没有了这些原则，人们甚至找不到对希特勒、东条英机等此类人物进行谴责和审判的伦理依据。

还有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民主程序使国家领导人获得合法性，而是需要产生合格的领导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的逻辑缺陷几乎一目了然，因为它不能告诉人们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以及由谁来评判领导人是否合格。

在领导人是否合格这个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非民主国家的广大民众并不享有评判资格。而如果按照领导者或领导团体自己的评判，当今世界最合格的无疑还是北朝鲜的金正日先生，而轮不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其实，若要真正理性地讨论和比较民主与非民主制度，人们必须尽量抛弃个人的喜好，冷静地论证各种不同制度的所能与所不能。一旦涉及评价不同制度的好与坏，就已不再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中的问题，而是政治本身的问题。

必须指出，如果一个人声称其观点是不带个人感情的科学结论，就必须接受严格的科学检验：那些认为亚洲国家不宜实行民主的人，必须考虑日本的例子；那些认为有儒学传统的国家不宜实行民主的人，必须考虑韩国的例子；那些认为华人社会不宜实行民主的人，必须考虑台湾的例子。

另外，如果人们要援引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来例证民主政治在某些功能上不如非民主政治，就必须同时保证非民主国家肯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否则，这种结论就没有任何可靠性。

相反，如果是在政治生活层面上讨论民主政治的好与坏，人们所要面对的基本上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抉择：一个所有成员较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的社会，和一个政治权力分配不平等甚至由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的社会，你更喜欢哪一个？

民主是源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政治模式，而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目前仍有较大的利益冲突（台湾问题即是一例），因此宣扬民主政治的中国人（尽管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违法和叛国行为）经常被一些中国同胞指责为洋奴甚至汉奸。

这种指责其实极为荒谬。在面对握有精良武器的敌人时，人们当然希望能摧毁敌人的武器并将其击败。但是，在道德上人们并没有必要否认敌人武器的精良，更没有必要拒绝获得这种精良的武器。

爱国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情感与品质，但以爱国的口号攻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则不一定是一种真正的爱国行为。实际上，那些被今天的人们普遍视为爱国英雄的中国历史人物，许多人在当时都曾因奸佞之徒的陷害而获致不忠或卖国的罪名，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