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改革・改造・改变――中国发展三部曲

中国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的过程，实是一部倒退史。黑格尔说是循环，实有点褒奖，说倒退，应更准确些。首先，从经济方面看，虽有增长，但增长的代价太大。不断的农民起义，以及各种破坏和动乱总是使原来得到恢复的经济存量遭到周期性的毁灭。其次，从体制方面看，专制集权体制稳如泰山。朝代轮换，但腐朽的体制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创新。再次，从人文精神方面看，实是一部倒退史。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子主义、血缘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权威主义等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诚信意识越来越淡薄。因为在人治环境下，社会本质是没有规则的，而诚信是规则社会的人文底蕴。由于社会没有规则，诚信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也就只能具有摆设价值。所以，若将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起来看，两千多年中国专制社会发展史实是一部倒退史，并没有说过之处。从长期看，历史总体应当是进步的。但两千多年的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总历史相比，也不过是一瞬间。所以，在两千多年的过程中，历史未必就一定要体现进步性。由于时间的积累，历史的包袱也就十分沉重，所以中国发展改造传统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改革、改造、改变，将是中国发展的三部曲。

近代以来，国外的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开始了觉醒。在内忧外患中，中国发展进入了启蒙期和探索期。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一系列事件是就是启蒙和探索的标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探索实践期。在斯大林模式下，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教训也是深刻的。

1978年，中国发展进入改革期。

30年改革，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有竞争，但竞争缺乏秩序性。二是确立了发展的主题，但发展缺乏科学性。三是发展有局部性，但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

所以，中国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但深化改革遇到的障碍是顽固的。所以，中国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应是改造。改造主要是对国民性进行改造，首要任务就是确立诚信的人文底蕴。缺乏诚信是目前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首先，没有诚信，就没有预期，经济运转就是低效的和高成本的。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在《典型的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勤劳又刻苦，但中国人缺乏诚信，若中国人既有勤劳，又有诚信，那么中国人理所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有勤劳只会产生个体效率，而有诚信可产生整体效率。有勤劳没有诚信，结果就是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有个体发展而无整体发展，最终导致个体和整体都得不到持久和长远发展。人们常说，勤劳致富，但若没有诚信，勤劳最多只能导致个人富和家庭富，但不能导致国家富，并且这种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富也是不稳定和不持久的。若既有勤劳，又有诚信，则既有家庭和个人富，也有国家富，而且这种富也是一种稳定和持久的富。其次，诚信也是国家推进民主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无诚信的国民所构建的民主只能是伪民主和形式民主。再次，公民无诚信，法治社会也无法建立。法治社会的本质是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是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法治社会的核心也是要求公民要有诚信精神。第四，没有诚信，就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发展的社会资本就无从体现。

改造国民性，可从习俗改造入手。

习俗与文化价值观念是相互表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价值观念通过人们的习俗得以表现，习俗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与形式。一方面，习俗随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习俗的变化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有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为了确立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封建统治者具体主要是从习俗的改造抓起。“美教化，移风俗”（《诗・周南・关雎序》）对一切行为“礼以节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行为方式的变革是国民性改造的根本目的。行为方式不变，改革就不会真正取得成功。“徜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办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625页。）“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天下之士，嚣嚣然争言改法度，夫风俗不变则人才不出，虽有法度谁与行也？”（管同：《拟言风俗书》）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习俗不断进行变革的过程。

中国社会习俗的近代转换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一方面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禁止“妇女缠足”乃至“断发易服”；一方面在民间组织改革生活方式的团体，如“不缠足会”、“延年会”等。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其中有许多措施直接关系到社会习俗的变革，如厉行戒烟、禁赌，劝戒缠足等。

孙中山1906年在《军政府宣言》中规定把扫除“风俗之害”作为未来实行军法之治的一项主要内容，要求关注奴婢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在禁止恶风陋俗的同时，施以教育、修路、设警察、卫生之制。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实质是用旧习俗的精神改造旧习俗的形式，手段与目的相背，结果是事与愿违。

目前，中国应加大对习俗的改造力度。有些旧习俗虽然没有了形式，但实质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层次制约着国人的行为。机会主义、血缘主义、权威主义、面子主义、平均主义等人格情结，都有一些相应的习俗和行为表现，改造习俗就要对上述五大特性产生的行为和习惯进行制约和制裁。如春节的习俗对血缘主义就是一种固化。一年一度的春节使国人的血缘主义意识不断得到了强化和凝结。在小农经济结构和专制统治条件下，血缘主义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血缘主义对专制皇权也是一种抗衡和制约；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有效减少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生活风险并一定程度促进了生产的规模效应。但血缘主义与现代化是天然的对立体。血缘主义意识要求特殊，而现代化意识要求普遍；血缘主义是情大于法，而现代化是法大于情。当然现代化并不完全排斥血缘，因为血缘是天然的，但血缘意识若变成血缘主义，就会对现代化产生巨大危害。所以中国应当对春节习俗进行改革，国家应不提倡过春节，可取消春节假期，同时国人也应当淡化春节意识。

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如饮食中的合餐制与分餐制，分餐制显然要比合餐制卫生和科学。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国还不多见，推行起来也有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在中国古代，在唐宋以前，还是盛行分餐制的。中国自古本是分餐制，到了北宋以后才变成如今的合餐制。分餐的历史要比合餐的长得多。如秦朝末年刘邦赴鸿门宴就是实行分餐制的。后来中国实行合餐制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饮食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当条件许可时，饮食方式也要尽可能科学和卫生，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政府应当在国民习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旧习俗的改造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

旧习俗的形式和精神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农村与城里人都面临一个旧习俗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人。中国的城里人，绝大部分实质是换了装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民性仍是很浓重的。所以改造习俗，不仅要注重农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视教育对习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可划为现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约有80%或更多的人被划为现代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改造习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种普遍看法。

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

戏剧由于其特点，其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对习俗的改造应当是今后30年或6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

改变是改革和改造的结果。

有了诚信，再加上勤劳和智慧，中国的发展就会真正步入一个良性轨道。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就有了效率。同样，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将真正进入到一个又好又快的境界。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再有30年，中国就会真正完成现代化的转型。

改革、改造、改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改革中蕴涵着改造和改变；改造中也必然要体现改革和改变；同时，改变过程也有着改革和改造的渗透。但改革、改造、改变也是有区别的。改革重点是明确方向；改造重点是清除障碍；改变重点是达到目的。三者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中国，由于两千多年历史的积淀，相对改革和改变而言，改造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

这样，从78年开始，改革30年，改造30年，改变30年，这样，有1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大约到2068年左右，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