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从广东思想解放到政治体制改革

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重点和核心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问题。现在阻碍政治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个是既得利益；二是有思想禁锢。要克服政治改革的“两个凡是”，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国情特殊论”。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要以选举为出发点，以宪政为目标。行政改革要以公共预算和政务透明为目标，司法改革要以司法独立为目标。

两个建议：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腐败。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广东真的要解放思想，我建议广东向中央建议，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以便进行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制度等方面的全面改革。

我希望，这次思想解放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操练的一个起点，而不是思想操练的起点。

我专门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的问题。

第一点，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民主？

中国的思想解放，在经济领域几无障碍。邓小平好像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1992年南巡，他已经讲过，经济领域里面姓社姓资都不要讲了。而这些年也确确实实没有什么经济领域改革的思想禁区，经济领域讨论什么都可以，包括土地私有问题，也没有禁令。障碍是在什么地方呢？政治改革领域，禁区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是从邓小平那里就开始有了，如不搞“三权分立”什么的。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核心，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就，被有些人用来证明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认为中国成功了，不要搞民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竟成为不要搞民主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很荒唐。

我想，我们中国近代史的改革也是两场改革。哪两场改革呢？以戊戌变法为界，前面那场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人打败之后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这是从教训中悟出来的。慈禧老太婆和满清家族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编者注：五大臣的考察报告，系梁启超执笔），结论也是这样的，所以才要搞政治改革。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这时才认可这个：中国要搞政治改革，民主宪政才有出路。

可我们现在竟然又成问题了――戊戌变法以后开始的中国政治改革失败了，后来走向动乱。于是有人错误地总结经验，说民主、议会宪政不能搞，在中国行不通，会引起动乱，把向民主转型不成功归结为民主本身的错。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改革应该有4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社会改革；一个是行政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现在我们在做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规矩办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

第1个层面的经济改革，它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到。但是后面3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机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又要搞第6次机构改革了，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跟上去就不大可能成功。为什么呢？没有人大来控制政府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的经费，政府自己掏钱就可以养人，这是不可以控制的。一个是要有财政控制，一个是要有法律对机构编制的控制，机构改革才能有效。

我认为，民主化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改革的时机。清末的改革没成功，就是时机错过了。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当时也支持改革，中国很可能搞成一个君主立宪制。你看当时的社会条件，改良派梁启超、康有为，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激进革命者，都支持搞君主立宪制。但是慈禧不搞，后来就把这个历史转型的责任留给一个3岁小孩以及一个没主见、没能力的摄政王，当然社会就要垮掉。所以，我一直提醒，统治者若在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不搞改革，就可能错过大好历史时机，等危机到来再想改革就晚了。这才是我们的危险所在。

第二点，政治体制改革到底应该解放什么思想？我们应该克服什么障碍？

现在阻碍政治改革的有两点：一个是既得利益，一个是思想不解放。

一是既得利益。现在，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还在继续扩大。现在财政收入增加后，好像明显加大了对政府官员的分配力度，官员收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一些地方不动声色地就实行官员工资的“3581”，官员的工资大大高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有房子和其他福利。公务员成了社会肥差，一个职位百人争是不正常的。大量提拔高级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已经不是工作需要，而是当作福利照顾官员，省级以上的机关处长局长都是一大堆。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买房可以给200多万，而副部级以上干部也是成打。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人说公务员花了“3个3000亿”（公务员吃喝3000亿、公车3000亿，出国3000亿），尽管这个数字也许没有确切的根据，但这方面的公款耗费绝对惊人。

二是思想不解放。有三个认识阻碍我们现在不敢搞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是错误地总结历史。从清末民初搞民主的教训，毛泽东主席就这样总结：你看搞民主就搞成这个样子，贿选、军阀混战，资产阶级民主失败了，所以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好东西（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搞资产阶级民主吗？不是。毛的意思是搞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现在看来民主是普世价值，中国民主失败不能怪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各种历史原因）；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6・4”这样的情况，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动乱；第三个就是苏东变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把国家分裂。

为什么经济改革越来越发展，政治改革越来越控制？就是这些思想认识所致。

我认为中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克服“两个凡是”――

第一个“凡是”，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认为凡搞民主，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第二个“凡是”，就是“国情特殊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太差、文化水平低、农民多，等等。我曾出过一本书《中国选举状况报告》，就对“国情特殊论”提出批判。

这“两个凡是”，是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一讲搞民主，觉得“哎呀，不好”。这错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这是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和历史事实。民主怎么会造成社会动乱呢？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搞民主，才会乱。不要把民主过程的易乱，说成民主本身的乱。关键是在什么样的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搞民主。就像发射航天卫星一样，发射的过程容易出现问题，但是飞行过程一般是比较安全的。

在我的《为民主辩护》一文中，就有最好的例子。大家都讲印度反面的例子，很少有人看印度正面的例子。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一个宗教国家，本来都是很动乱的，教派之争，政权争夺，反复政变；只有印度这个国家，1947年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的。试想，印度不搞民主，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就会像巴基斯坦那样，政变，杀来杀去，宗教矛盾、民族矛盾、恐怖主义、人口资源矛盾……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但是，因为印度有民主，你看它的政治一直很稳定。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韩国也是一个例子，韩国在1970～1980年代，在李承晚等时期，权威政治，搞专制，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包括高层互相谋杀。但是民主化以后，韩国政治才出现稳定，总统被弹劾也不会乱。1997年的金融危机，我们看到报道，老百姓把自己的金首饰拿出来支援国家。韩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得最快――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错误地总结经验，说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我书中说到，民主不是一个政治知识、政治常识、政治理论；政治是划分、分配人民利益的一种构架，只要让人民意识到他们利益的存在，他们就会参与政治。而我们现在选举之所以大家不热情，是因为那个选举跟其利益没有关系，选什么样的人都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不管选谁，都没有办法改变选举的结果，结果是预定好的。怎能怪人民没有素质呢，现在农民为村委会选举都快要动刀子了，不让他们选举都不行，而城市居民谁关心选举？因为选举和政治参与素质没关系，而与利益有关。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就必须打破这“两个凡是”。有人批民主等普世价值，我还是认为，人类社会怎能没有普世价值呢？价值怎么排序也有一个普世价值问题！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些共同被认为是好的价值，是人类几千年来证明了的，是人类文明结出的果实，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好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国情，都不可以否定这个东西；如果以“国情特殊论”来否认普世价值，就是错误的。

第三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目标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与1989年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区别。那时主要讲党政分开，现在要以选举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以宪政为政改目标，以公共预算和政府透明为行政改革目标，以司法独立为司法体制改革目标。

胡锦涛执政之初，重视宪法，出席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并讲话；第一次主持政治局学习，也是讲宪法。后来有人给中央打小报告，说宪政是西方妄图演变我国的一个阴谋，不能讲宪政，上纲上线，把讲宪政搞成一个“禁区”。

我们要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打出宪政的旗号。怎么不能讲宪政？宪政，毛泽东讲得最早。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的基本共识是，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都明确写进了宪法。怎么宪政都不能提呢？这帮人真是很无知。

其次就是以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为行政改革目标。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廉政、高效、法治的政府。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包括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其实，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来解决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公共财政，跟很多经济学家说的是不一样的意思。很多经济学家讲公共财政，说的是财政预算这一块，把更多的钱安排给公共社会保障服务这一块。这里说的公共财政，是指财政应该是公共的，预算应该是民主化的决策过程，是公开、透明的，预算应经过民主程序讨论决定，且应受到民主监督――这才是公共财政。而不是说把这个钱用在公共服务上，叫公共财政；要是用在官员身上，叫不叫公共财政？

要建立公共财政，如果广东真的要解放思想，我希望广东能拿出一些地方来，搞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这是很关键、很核心的行政改革措施，也是解决腐败的有效措施。这样的改革，只有少数黑箱操作的领导受限，而全社会都会得利，是一个好的改革。

再就是以选举为出发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个选举，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选举。这种选举可以从乡、县两级选举政府领导人开始。这不会有任何问题。过去已经有很多地方改革做过试验，直接选举，两票制也差不多是直选。而且从国外的经验看，地方选举不会影响国家执政党层面。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在地方执政的不少，对国家层面没有什么影响，地方选出什么人，也不影响共产党执政，是没有危险的。

最后提一个建议――

如果广东真正要搞思想解放，建议广东省领导应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在深圳建“行政特区”。这样，就可以进行以上的改革试验。在当年深圳建立人大的时候，我原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研究过在深圳搞直选的问题，我们都搞了方案。因为“6・4”，搁置了。如果这次还要搞一点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建议：把深圳搞成一个行政特区，在这里做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制度方面的全面改革。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6月号，总第22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