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政治制约――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困难，这诸多困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制约，但综观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受到的最大约束还是来自政治方面。所以，解除政治制约，挣脱政治羁绊，是发展的关键。

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广义的，包括：现实社会无法避免的、由承接下来的在过去社会形成的以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传统造成的约束所形成的发展方面的“路径依赖”（在中国，比如差不多从秦以来就定型了的关于“大一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的认定，以及更重要的对“大一统”的含义的中国式理解――其实现今的美国又何尝不是“大一统”，再就是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对现有制度在有效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方面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认识，就是不能逾越和改变的路径之一）；维持一种权力格局；维护一种利益格局；恪守一种意识形态。此外，维持一种文化心理以及维护一种民族自尊也应包括在内。这其中最根本的是维护现行的权力格局。此外，传统的力量也是不容轻视的，因为在很对情况下，历史连续性本身就是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来源。

如果由于以上原因而影响甚至放弃了经济发展，或者明确的把经济发展目标放在以上定义的政治之后，就发生了对发展的政治制约。

具体来讲，政治制约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来自政治传统方面的制约。发展中国家都不是西方定义的那种政治民主国家，并且没有经历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的社会政治变革，传统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念、政治模式、以及执政方式都对现实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往往更关心的是发展的性质――发展的精神含义即发展的政治性，而不是发展的内容――发展的物质含义即发展的经济技术性。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不认为在人类在发展的特定阶段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在发展方面有着一致性和共同性。他们不承认不同国家发展的一致性。他们更强调的是不同国家在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认为人们信奉的每一种不同的主义实际上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发展要么只对少数人有利，要么只对大多数人有利，而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有利。因此，诸如“平等”之类的价值诉求，要么是幻想，要么是欺骗，发展的结果不可能是平等的。

第四，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首先看重的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含义，发展如果不符合他们所信奉的那种意识形态的要求（实际上是不符合他们的特殊利益），宁肯不发展！

第五，发展中国家总是把政治问题摆在国家事务的首要位置，一切资源（包括在发展方面非常宝贵的那些资源）都首先要保证政治方面的需要。

在政治制约的情况下，社会在发展中很难避免以下情况：

第一，多数人在发展方面的发言权被剥夺，因而也就使限制了他们对发展的思考。这就难免使整个国家在发展方面表现得视角狭窄，目光短浅，在政策选择的多样性和弹性方面受到限制，制定的发展政策制也表现出巨大局限。这样，本来应该在发展方面应该起到关键作用的政策工具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最大限度的得到使用；

第二，在发展方面，更先和更多考虑的是强势集团的利益，人数众多的弱势阶层只是在统治者感到需要他们除一般意义的服从之外更积极主动的支持的时候，或者是感到他们一直心存的那种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如果不进行一番安抚就可能会带来麻烦的时候才会相当有限地考虑其利益诉求；

第三，多数人只是由于无法抛弃才不得不被拖带入发展进程中，他们几乎在发展的所有方面都被边缘化，因此，他们对整个发展毫不关心，他们缺乏热情，更谈不上激情，无论面对何种状况他们都处之泰然，对之漠然，除了自身利益之外，任何目标他们都不会主动地为之奋斗，他们什么都不捍卫，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状态他们都会接受。这种可怕的冷淡在一旦出现某种危机的时候对统治者乃至对整个社会都将是致命的；

第四，集权与专制，以及政府权威的作用过度。这当然一方面带来效率，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发展进程非常需要的整个社会的勃勃生机。

第五，以上情况就是所谓的发展的“精英化”（――这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毫无例外的都现出过的情况）。由于少数精英占尽了发展的利益，发展也就成了少数精英的事情。多数人对这样的发展一开始是充满希望――至少是充满好奇，接之而来的是漠不关心，再后来是怨愤，最后是憎恶乃至仇恨！精英们由于日益脱离大众，也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随时都会失去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目光和精力就会从创造转向维持，社会在维持现有利益格局方面的花费就会越来越多，维持现状的成本也就越来高。如果一旦在维持现状方面的花费超过了在促进发展方面的花费，发展就会停滞，到那时，社会危机就会全面爆发。所以，一旦出现发展的“精英化”，接踵而来的就是发展的终结。那种原始而古典的发展模式被新的现代的发展模式取代的时刻就来到了。

第六，在一个特定阶段，对现行的制度框架、权力格局以及价值体系的维护的耗费是递增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维护行为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因为伴随着制约而来的是发展减缓，发展减缓必然导致国内矛盾尖锐化，矛盾尖锐化这必然导致维护行动的困难增加，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大力度才能达到预定目标，加大力度的首要前提就是加大投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一方面的投入增加必将使得其他方面的投入减少，这种情况将使发展滞后的情况更加恶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这样，国家进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坏的循环。

由于政治制约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难题。

政治问题之所以是“难题”，是因为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在政治方面进行的那些改变往往很难下一个好或不好的明确判断：很多措施对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实施过程中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如权威主义政治的种种措施）；有些改变在观念上和价值判断上肯定是进步的，是值得争取的，但其至少在一个无法忽视的较长时期中的实践结果则很难得出与人们所持观念和价值判断相一致的结论（如“华盛顿共识”中开出的那些政治方面的药方）；还有很多在先发展国家实行过并被公认为对发展绝对有利的政治方面的措施和政策，在后发展国家发展进程的初期其实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则并不明显，有些还表现出负面效果（如一些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在印度、巴西、亚洲的菲律宾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中的表现），其促进作用到底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包括这些政策与措施的鼓吹者在内，谁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毫无争议的说法，人们期待着这些政策与措施“显灵”，但这样的期待仿佛遥遥无期；有很多人们倍加推崇的方法，但在实践中很难找到对其价值评价的佐证；与其相反，一些为世人大加挞伐、倍加指责、一味诟病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却表现出对解决发展方面的难题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效果良好！――这一切难免使人们在观念上陷入困惑，在实践中陷入两难境地。

中国就是一个在发展方面长期受到严重的政治制约的国家，1978年以后，执政者起码是下意识地感受到了国家发展的长期停滞主要是由政治制约造成的，所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的执政理念，并一度试图挣脱政治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这样的努力使这之后的中国在发展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观。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特别是由于如果要真正摆脱政治制约，就必须对国家政治进行全面更新，而这又必然带来整个国家利益格局全面、彻底地改变，从而引来整个社会的根本变化。这个工程太庞大了！显然，目前国家还不具备完成这一工程的必要条件――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层次看，国家都没有准备好。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框架方面一直不能建立起新的认识，政治制约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也并没有放弃，这些年，政治方面要实行“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的低吟浅唱不绝于耳，就是明证。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中国也会遇到，并且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在中国表现更突出，影响更强烈，也更难解决。所以，总结中国的教训以及经验似乎更有必要，中国的教训对其他国家当然有着警示作用，中国的经验则更有意义，因为在中国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那些方法如果借用到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在解决同样问题方面想必效果更好。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