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葆：在党与人民的关系上解放思想」正文
一、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问题
提起解放思想，不禁联想起“文革”期间的“三反”罪名。所谓“三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确立这样的罪名，实质上是把共产党、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置于神圣的地位，人们只能顶礼膜拜，不允许讨论，更不能批评。谁敢于斗胆议论、批评，谁就是“猖狂进攻”，就是“罪大恶极”，就要“砸烂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从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我们走过了30年漫漫长路。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从解放思想的顺序来看，上述三个方面正好倒了过来。首先是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方面解放思想；其次是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方面解放思想；最后是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共产党方面解放思想。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路程，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围绕姓社姓资的争论，最后以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作出总结，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次思想解放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的召开为标志，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由于共产党是处于执政地位的领导党，因此，现行政治体制的利弊得失，无不与党的领导有关。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改善党的领导，扩大人民民主，是两项重要内容。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人民的关系，应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问题。只有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突破，才能扫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使民主化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得以最终确立。
二、党是人民谋求幸福的工具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进行阶级斗争的产物。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同封建贵族争夺国家政权，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同样，共产党的出现，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现实需要。就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以前它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表，维护的是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求得翻身解放，过上社会安定，衣食有靠的生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党的领导地位就会出现危机。因此，党只是人民力量的组织者，而不是所谓的人民救星。《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作为人民当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可以帮助人民更好地创造幸福生活。这就要求党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除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党没有丝毫自身的私利。如果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一党私利和少数人的特权，就会失去民心，从而动摇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人们常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党也是人民的公仆。这样一种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颠倒。
三、人民有权对党的主张进行选择
由于党是人民力量的组织者，这样党也就成了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指出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都可以称为党的主张。按照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党的主张首先要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再到人民群众中去。党的主张是否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需要交给人民讨论、选择。如果不这样做，以“群众落后论”为借口，以先知先觉自居，越俎代庖，凭想当然办事，就一定要犯错误，侵害人民的利益。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为例，由于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强制推行，以至土地归了集体，人心还是散的，农民没有了种田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人称“弯腰混”。农业生产不仅没有搞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几十年间，尽管实行政治高压，然而包产到户的呼声还是此伏彼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端于安徽的大包干责任制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全中国，这就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力量。好在此时的党中央已和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认同并支持了人民的选择。虽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若是早二十几年接受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就不至于捧着金碗饿肚子。由此可见，不允许人民对党的主张进行选择，有着何等巨大的危害性。因此，党的主张一定要经过法定程序形成为国家意志，接受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选择，特别重大的问题，要接受全国人民的选择。在讨论、选择的过程中，要允许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科学决策。
四、人民有权对党的执政行为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见，共产党执政的权力也来自人民。党根据人民的委托行使执政权力，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然而，我们多年来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忽视以至不允许对党进行批评监督。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凡是向党提意见的一概视为向党进攻，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开除，或劳改。有的地方甚至规定，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从此，“反党”这一把利剑一直悬在人们的头顶，只能对党歌功颂德，不能有任何批评意见。万马齐喑的结果，就是“大跃进”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改革开放以后，“反党”的提法少了，由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取而代之。不允许批评监督的后果，就是党内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前“腐”后继，集体腐败，“一把手”腐败，已经成为多发病、常见病。而今痛定思痛，人们深感监督的必要和重要。
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权力都具有扩张性，总是希望突破现有的边界，一直扩张到遭到顽强抵抗的地方为止。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已经是地球人普遍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人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对党的领导成员从政行为的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人民对党的批评监督，是压力，也是动力。对于一个党来说，有压力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正是这种压力，造就了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夺取政权以后，胜利了，大权在握了，加上不允许人民批评监督，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的风气不断蔓延滋长，如果长此以往，不思改正，那就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垮台留给我们的现实教训。
党与人民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本文只是提出问题，并发表了一些粗浅看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待有识之士发表高见。
（200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