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从思想解放到思想自由

近日《南方日报》因为在头版发了张前高法院长肖扬“仰天长笑”的照片，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赞为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敢发”一张照片便是思想解放，这赞扬本身就耐人寻味。本来，报纸发什么或不发什么，是它自身的权利，不需要什么“敢”与“不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敢”才需要成为一种考量甚至是胆量，即权力在控制着权利。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思想解放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在媒体的权利面前，权力退出。可以预见的是，权力退一分，媒体或舆论的思想解放便长一寸。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经验形态的结论，阻碍思想解放的症结，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控制思想及言论的权力。

“思想解放”这个词最初涌现于1980年代，它比今天叫得更响。今天这个声音更多地还是偏于广东一隅，而当初思想解放的声音则覆盖整个国家。于是这里就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几乎整个80年代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声音中度过，今天却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按理，这个词早已应该完成它的话语使命了。可是，事实偏偏是，这个问题不但没完成，而且今天的思想解放还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难道历史绕了一圈，却发现还是在原来的拐点上？历史不应该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吧，这实在是人类生命中的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剖其因，思想解放乃是一种“权力话语”。80年代初，意在改革的政治体制，面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左倾积弊，需要举起“思想解放”的旗帜，用以打破由左带来的各种束缚。当时最典型的话语表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各种改革便在实践的旗号下得以推行。应该肯定那个时代，就像应该肯定思想解放的话语；它在体制推行思想解放的同时，也给民间的思想自由带来了一定的空间。然而，也正因为“思想解放”属于权力话语，它是为了突破体制自身的思想禁锢而提出；所以，它在有它积极效应的同时，也有它难以避免的局限。权力的本性要求统一，当它一旦突破束缚自己的力量，并完成自己预定的任务，它便本能地把自己的思想当作新的统一，而不允许其他思想或话语突破自己的樊篱。因为，在权力看来，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不是当年思想解放的任务尚未从根本上完成，就是当时形成的权力话语对今天来说，又变成了一种无形或有形的障碍。针对这两种情形，尤其是第一种情形，广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必要的。但，这里我也要反转指出，“第二次”话语本身，依然是一种权力话语。并且我断言，只要思想解放是权力话语，就会有第三次思想解放、第四次思想解放……，以至循环。道理很显然，解放是因为有束缚，什么才能对思想构成束缚呢？权力，唯权力而已。

因此，在肯定思想解放的必要的同时，我愿意进一步表述：思想解放的指向应当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不同，前者如果是“权力话语”，它则是“权利话语”。思想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权利，它不应该受任何力量包括权力的强制。比如，一个社会，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他有他的思想，这才是常态，自由的常态。非常态或反常态则是，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统治的思想。除此之外，任何思想都不能与之相左。思想至此，这个思想便不是权利是权力了，而且是剥夺他人（思想）权利的权力。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家将其称为“思想的国有化”。不难看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只有在思想国有即权力垄断思想的状态中，解放思想才有它的必要。相反，在思想自由或思想个有的社会中，思想与权力无关，因而无需解放。由此来看，“思想解放”一词很有意思，它额外地具有了一种考察该社会思想状态的意义。

权力说思想要解放，权利说思想要自由。不妨让两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并争取让思想从解放走向自由。很显然，思想自由，即没有束缚的思想（尤其是权力的束缚），才是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