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为什么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文
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应有的突出地位。
为什么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我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起步的。十年“文革”,使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也使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有些环节、有些方面,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合二为一的。比如,人民公社就是政社合一。农村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兴起,促使人民公社解体,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着重抓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抓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改革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越来越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尖锐地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反复讲这个道理,要求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状况。
三十年的改革是曲折前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曲折可能更大些。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现在改革正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这些,都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极好的机遇。
政治体制改革有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能盲目行事,不能急于求成,但又要善于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我们讲改革的协调性,首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只能有重点地推进。党中央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这是正确的改革决策。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内容不同,各有特点,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有共通之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比如,改革要制定目标模式,要有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要求和方案;改革要渐进式推进、又要将渐进与突进相交替;改革要大胆地试验,又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改革可选择某些地区进行试验,先行一步,起窗口作用,等等。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要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着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
一是要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早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应当看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很深的。共产国际时期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思想,渗透到制度和机制中,形成为政治生活的习惯,需要结合历史,作深入的剖析。我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很长,在政治上突出地表现为“官本位”,根深蒂固,对此,我们更要努力清除。
二是要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又要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经济领域,有些东西,如计划和市场,是手段和方法,本身没有阶级性,也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政治领域,也是这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次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设秘密写票处这样的细节,都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都体现了思想的解放。过去长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人类创造的这些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加以排斥。这种“左”的思想,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障碍,仍然是我们推进思想解放的课题。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文选》,十七大报告,以及党的其他重要文献,已经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解放课题,有待于我们结合实际去破解。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大胆创新。我们要解放思想,在制度、机制、方法等方面,大胆实践,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