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善广：体制激变中的个人图谱――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思想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标准由突出思想政治和集体主义向追求物质和个人主义转变，是从物质短缺、个性压抑的年代走向改革开放的必然历程。但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过于追求金钱物质而忽视社会公德，滋长极端个人主义。

如果你将眼光投射回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不要说饱受战火燃烧和外族欺凌的风雨飘摇的家国和四崩五裂的国土，仅是那无数受饥寒交迫折磨的国民，也不能不令我们黯然神伤。地大物博的中国，勤劳勇敢的国民，到上世纪依然贫穷落后，无数中国人追求的仅仅是解决满足温饱这最低层次的需求。

只是到了近几十年，才基本解决了国人的温饱问题，大部分中国人才经历了追求解决满足温饱到追求个性、追求成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体制的巨大变革、个体约束的不断放松、个人力量的不断释放。反过来，对个体约束的不断放松又进一步促进体制变革的速度，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

改革开放前后的体制约束

托克维尔说：“18世纪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的权力”。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被引导进入了第二股巨流之中，成为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如果将时光再回到距今三十年之前的中国，往事不堪回想。的确，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那是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是崇尚集体主义观念的年代。然而，那是与世界其它国家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年代，也是提倡“大公无私”的年代，提倡“甘做革命的螺丝钉”的年代。因此，那是个性被压抑的年代，也是不属于个人奋斗成功的年代。

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不一样，其所谓成功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个人成功的不可或缺条件是家庭出身的政治成分，如果出身不好，成功的希望就几乎渺茫。而且突出的是政治表现作，突出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强调的是“大河无水小河干”。

在农村，农民只有通过招工、考大学或政治表现突出被招干才能获得城市户口，这是农村里个人的最大成功，否则，自己一辈子及后代只能做农民，只能依靠集体和土地生存，再无其它出路。在城市，人们必须衣附于“单位”，离开单位，粮食供应、住房等都没有保证，失去生活的来源，甚至将失去政治地位，更难谈得上个人的成功。

尽管我们长期宣传我们自己的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其它制度是垂死而腐朽的，但人们还是用脚、甚至是用生命来回答。尘封多年现已解密的资料（广东省档案局近期解密的八万份档案）显示，在1961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里，有近十六万人由大陆偷渡到香港。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78～1980年有20万人偷渡成功，获得香港居住权。此外1974～1980年每年还有30669人在香港边境被抓获，即大陆偷渡到香港（成功与未成功）的人数每年就有6万人之多。所谓“垂死腐朽”的社会为什么反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多年来我们没有真正提及和理解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精髓，不认同“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自然规律及辩证关系。

时间进入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压抑了人们对多元化生活的追求，导致民众对现有生活的状况日渐不满，才在中国的农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注入另一股新的源泉，重新唤起人们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憧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农民对人民公社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短期内结束了粮食短缺局面，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陆续出现众多的“万元户”（而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才是133.6元）。

在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连理发的、修脚的、开旅馆的等等，都统一在国有或集体的组织里面，僵化的体制压抑着人们。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大量的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城镇的就业压力增大，国家的政策有所放松，才放开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众多的个体和私营企业。1978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为15万人，1984年更增加为339万人。农村个体工商业1983年底发展到419.5万户，538万人。随后，乡镇集体企业发展也十分迅猛，一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贸易也放宽限制，1980年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上海等 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州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亿的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不再依靠农业，无数以往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以进入生产线、进入服务行业、进入管理阶层，甚至有相当部分人开办自己的企业。在城镇，有近7500万人就业在个体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里，大于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无数国人不再依附于集体或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成功理想。

个人成功有赖体制变革

人毕竟是生存在社会之中，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制约，旧有体制的约束并非一下子可以打破，它还会经常困扰着人们，但这仍然阻挡不了人们的追求，而且，整个社会的个体行为同样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变革。

被称为揭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就发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位农民在饥饿的逼迫下偷偷签署了大包干协议，突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约束，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改写了中国发展的历史”。1978 年，也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元年载入史册。

年广九，被称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本人及“傻子瓜子”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体制变革的一个见证。

上世纪70年代前，年广九经营的水果摊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贩卖起板栗又受“投机倒把”清查被判刑。之后操起了炒葵花子在芜湖的剧院门口或走街串巷叫卖“傻子瓜子”的行当，又被说是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关了二十多天，后来其瓜子生意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私营经济得到了发展。私营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了对雇工剥削问题之争。《人民日报》在1981 年5月29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起因是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发展到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最后，有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找到答案，“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而早在1979年底，年广九雇工已经达12人，1984年最高雇工达103人，成为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有人说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后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事隔8年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的内容。这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之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雇工也随之合法化。后来，年广九父子均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当年跟随他的几十个徒弟也都成了百万富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约束进一步放松，现在，雇工上百上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和众多的百万富翁遍地开花。

当然，充当改革先锋的不止小岗村的18位农民和年广九，还有更多的包括民间人士、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等人物，在体制变革过程中不断释放自己的个人力量冲破制度约束，并进一步促进体制变革的速度，深深地印记在过去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上。体制的逐渐变革形成了多元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并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自由度，出现更多更大的个人致富成功的例子，中国的经济得到举世瞩目的发展。

体制上依然障碍重重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注定了我们是在探索中前行，“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交错推进的体制变革及新旧体制破立并行的存在，也难免导致体制缺陷。

一是缺乏监督的权力的影响。虽然改革不断缩小政府的管制范围，但毕竟各级政府仍拥有广泛的资源支配权力和行政审批权力，必然造就巨大的寻租空间，影响着人们参与市场和自追求成功的努力。

胡鞍钢教授通过论证计算，从1994年-1998年，包括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损失、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腐败造成大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流失、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损失，仅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

根据《市场报》的报道，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只需两天，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共111天。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注册审批费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大肆收费罚款，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大量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1994-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相关数据表明，中小微型及个体企业吸收就业人员也占80-90%，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人员就业、财富分配及社会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它们在缴纳了税费之后，不但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往往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大量的中小微型及个体企业破产倒闭，使人们失去更多的创业致富、追求成功的机会。

本来资本和劳动在创造财富，但创造出的大量财富相当部分却流向权力之中，仅仅是因为其掌握了权力，就可以在参与财富的分配，并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本身对资本和劳动都是不公平的。

第二，起点不公的贫富差距拉大。在封建社会，人们因出身不同就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之中，造成的起点不公平。但进入20世纪，这种不公平现象在我国仍然存在，表现最严重的是对待农村居民。如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隔离，限制了其就业的选择和地位的提升的机会，还严重影响着教育资本的积累。而且，农民的人均收入负担比城镇居民重，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比重逐年下降，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农民能够分享的公共资源逐年减少。另外是在土地征用、“剪刀差”和农村资金向城市倒流等几个方面，城市和城市工业对农村的资源抽汲日益严重。制度是造成对农村居民的起点不公，也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战略，没有同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下岗职工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利益受损，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下沉。还有作为集体企业职工的大量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成为业主的雇工，相应地，他们原来享有的许多集体企业待遇，在改制以后丧失一空。

相反，掌握着金融、土地资源和相关审批权的公务员等，凭借公共权力在成功致富的起点上远远超越一般百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形成新的起点与过程的不公，也导致机会和结果的不公。

第三，个人成功的标准越来越趋向于金钱与物质。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思想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标准由突出思想政治和集体主义向追求物质和个人主义转变，这是从物质短缺、个性压抑的年代走向改革开放的必然历程。但我们不能矫枉过正，目前出现的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日趋严重、过于追求金钱物质而忽视社会公德、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腐败屡禁不止的现象，会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不可估计的代价

改革与开放以来的社会体制大变革，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人们自由选择的历史，给中国社会的物质世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深刻震荡。但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不断面向世界融入现代文明和全球经济之中；另一方面仍陷在旧体制的约束难以舒展。我们既要超越传统思想的禁锢，又要结合现实接受现代观念的洗礼；既要追求个人力量的释放，也要限制人性的丑恶，才能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本文发表在《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8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