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正文
中国是政治意识非常浓厚的国家，它不仅以顽强延续的社会制度，享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还以名家辈出的政治家彪炳于世。这是中国人的幸事，因为足以有运筹帷幄的人才治国理政，使王朝绵延亘久，创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当世界迈进近代化的潮流，中国却背负沉重的政治桎梏，步履维艰，使长期领先世界发展的中国，落后于时代，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创伤。
中国人政治意识之强，不仅表现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激励各阶层的人士学而优则仕，走上从政的道路，源源不断地涌现政治精英，还在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文化，形成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这是培育政治家的最佳土壤。
封建政治的实质是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主要表现，是无所不在地维护等级序列。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在中国的衣食住行、节日喜庆、休闲娱乐、日用器物，无一例外成为等级序列的载体。
穿衣着装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制度的等级性首先在衣冠服饰方面有强烈的体现，如果说这人人不可须臾分离的衣服，在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形态中都有等级之别的话，但在中国列为道德化的表徵，王朝礼制的重要内容，在世界服装史上也属罕见。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衣服的概念，那就是圣人制作衣服，不仅是为了防寒蔽体，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礼制所规范，赋以等级序列和身份地位的涵义，成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规章和传统。皇亲贵戚、官员士大夫、农民工商，从穿靴戴帽，怎样着装，穿什么，不穿什么都有明文规定和限制，冒犯的被认为越礼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服不当而获罪的，史不绝书。在戏曲舞台上演员的着装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宁穿破，不穿错”，穿衣服，错不得！是这样深入人心，以至戏说、说戏也不得违反这铁定的规则。
衣冠服饰在古人看来，不仅是防寒、实用、审美的消费品，更是等级身份、伦理政治物质化的形态。从这里可以理解，明代男子常见的发型是将头发盘在头顶，蒙上巾帕，称之为“一统天下”；清代男子与此相反，在头上剃去四周的头发，留下中间，梳成一条辫子，垂于脑后，寓意“削平四周，留守中原”。理发梳头本是生活起居的寻常事，却以治国平天下命名，寓有这样强烈的意识形态，这是政治意识深化到生活细节的表现。所以在2300多年前赵武灵王因为推行胡服骑射，而遭遇杀身之祸；400 年前明清易代之际，为剃发还是留发，梳辫子不梳辫子，多次酿成血腥暴力，甚至引发屠城的严重事件，这是生活方式政治化到极致的表现。
生活方式如此政治化，在前现代中国是无处不在，无处没有。从思想到物质，从社会建制到消费品的分配，建立了以“礼”为中心的完备体系，古人倡导：“百姓日用即道”，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穿衣吃饭，家常日用，无一不是天道伦理的体现。最典型的是故宫建筑群，这以宫城、内城、外城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带，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临天下，左祖右社，东西两侧建筑物对称分布，由近及远形成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围绕紫禁城中轴线建筑，其高度和规模按社会等级循序递减。这种左右对称、高低有序的组合，实际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种东西南北四向所构成的封闭院落，以厅堂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严整，这种布局体现的是家长制中尊卑有别，贵贱分明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四合院从形式到内容，也是封建家庭伦理的展示。
服装、住房的等级和建制，有国家的成文法为依据，这是强制性的规范，那出自民众的风俗习惯，民间传说，并非是官方的规定，却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追溯中国节庆的起源就可略见端倪。端午节吃棕子、划龙舟，是为了纪念二千多年前忧国忧民而投水自尽的屈原；中秋节的月饼，是来源于元末农民军以暗号藏于面饼中，进行起义的联络；寒食节是因为晋文公为求得隐居的介子推出山从政，放火烧山，岂知介子推拒绝出山，抱住树身执意被烧死，晋文公在痛悼之余，命令从今以后每逢这一天全国不烧炊，吃冷食，以示纪念。全国性的节日是如此，有些地方节日也不例外。定海是偏居一隅的海岛，中秋节在全国都是八月十五，唯有这里在清代是八月十六，据说这是纪念明末南逃的皇室。九月二日是定海独有的节日，这一天是清兵攻破定海的日子，当地人称为“难日”，嗣后每年到这一天，敲锣打鼓驱逐鬼厉，全城祭奠，设饭食招待来往过客，称为“屠城羹饭”，由怀念故国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是政治情结至深至重的表现。
再看，中国最著名的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前三部是政治性小说，即使是儿女情长、充满脂粉气的《红楼梦》，被现代人阐释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书，也属微型的政治小说。在明清风行的讲史、评书、戏曲，诸如《隋唐演义》、《封神榜》、《杨家将》等等脍炙人口，为民众津津乐道的，也多为国家兴亡，政权更迭的政治故事。
中国人何以在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凸现浓厚的政治意识？归根结底，是中国具有生活方式、等级序列、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中，衣食住行和民众娱乐不仅仅是生活、享受的消费品，也是非文本的思想教本。寓教化于日用，是中国传统的经典之教，它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政治为本位，渗透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和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形成生活方式政治化的传统。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过日子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农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能从切身生活的体验中接受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阿Q 大字不识一个，不知道自己姓氏，可他非要顶着一个赵姓，还不是因为赵姓在当地是有社会声望的大族，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人情世故，驱使他拼命往上靠，攀附权势。所以中国人从权贵到平民都有浓厚的政治情结，这对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生活方式政治化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封建意识的重负，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从生活领域发端，冲击政治秩序。（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