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既得利益集团”与当今中国的腐败

《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

邵道生

第五部分 “既得利益集团”与当今中国的腐败

第3章 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不存在“既得利益集团”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究竟存在不存在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中究竟存在不存在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呢？

我的答案非常明确：“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不是“可能式”，也不是“将来式”，现实生活中，从中央下来的、由上至下的、全系统的、组织性极强的还没有，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一些单位，那种“小的、然而能影响‘局部政治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

这就是当今中国与前苏联在关于“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上的一个“本质的差异”。

前苏联是怎么解体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苏联共产党已经形成从中央下来的、由上至下的、全系统的、组织性极强的与“既得利益集团”。

而在当代的中国，我的观点是，说在中国的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像前苏联那样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既无事实，也无可能的，甚至还有点危言耸听，甚至还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然而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之中“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观点

就以“一些部门”来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自利动机，寻求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最大化。（2）属于分利集团，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尽管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非常巨大。如电力系统累计投资额达8000亿～12000亿元。但仅有200万从业人员，每年仅象征性地向国家上缴利润70多亿元；（3）排他性。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竞争，妨碍要素自由流动，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垄断地位。如银行界的工、农、中、建“四大家庭”，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压制民营金融业的发展。（4）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制造所谓的“政府失效”，一旦要改革，打破垄断，他们会首先站出来反对。(5)既得利益具有刚性，其绝对利益必须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必须上升不能下降。”[i]胡鞍钢先生还指出：“中国的行政性垄断，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的制度性瓶颈。”

就以“一些领域”来说，譬如证券领域，易宪容先生指出：“很清楚，国内股市发展了十几年，早已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股市上的哪一次异动都留下了它们的身影”[1]，他们是一批“食利层”，是一批“暴发户”，弄虚作假，翻手云雨，兴风作浪，无所不为，当他们得知中国高层下决心整治证券领域，并付诸实施时，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便下定决心要与高层的行动较量一番：你要监管，我就砸盘，不是硬砸，而是利用高层的“决策错误”――国有股减持，你越坚持，我就砸得越狠，造成整个股民的空慌心理，于是整个大盘从2300点急泻到1300点，受损害的当然是广大股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不是也获利呢？非也。但是，为了显示“力量”，为了让股市混乱使你无法监管，因而即使利益暂时受损也要这么做。所以在证券业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将高层的加强监管作为“利空”来对待，每当监管措施出台，大盘即应势而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加强监管，只能使证券走向有序，只能保护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怎能是“利空”？就像国家严厉打击腐败一样，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被一个个揪了出来，大量侵吞国家资财的蛀虫被清理出去，江山不会变颜色了，人民的利益不被侵吞了，经济建设有了保障，怎能是“利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只能是“利好”又怎会是“利空”呢？！当然，我们不能将股指急泻1000余点全都归之于它，但是证券业里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兴风作浪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就以“一些地方”来说，譬如，就以被查处的广东的湛江、福建厦门和沈阳慕绥新三大腐败集团来说，从另一层意义来说，就是由党一些有权有势的腐败分子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利益集团”，他们借助于对权力、地位和对资源的垄断而轻轻松松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年深日久，形成牢不可破的“关系网”，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互相“提携”，近亲繁殖，从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上枉国法，民怨沸腾。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共产党的政权异化了，他们代表的决不是人民，不是先进的文化，不是先进的生产力，而是一小撮腐败分子、不法商、?缁岱肿雍妥咚椒肿樱??晕医?挥锌逄ǖ恼馊?龅胤秸?ǎ?浦??植啃缘暮推窖荼洹Ｎ?裁床榇φ馊?龈?芗?拍茄?枘眩?茄??亩?牵课?裁匆欢ㄒ??弥醒氲牧α坎拍鼙冉铣沟捉饩鏊?牵空猓?扔肽切┑衬谟腥ㄓ惺聘?芊肿拥氖馑婪纯褂泄兀?灿胝馊?龅胤礁?芊肿踊?A――“既得利益集团”――的垂死挣扎有关：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既得利益怎能让它轻易丢失？所以，在沈阳出现了那样一种“景象”：慕绥新、马向东等一大批腐败分子被送上了历史审判台，然而相当一部分官员还在那里“缅怀”昔日腐败分子分给他们的“残汤剩羹”，因而“出工不出力”，办事效率极低，似乎是对失去“既得利益”的一种“消极抵制”。

（三）钟岩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钟岩先生在《我国部分腐败分子完成原始积累出现利益集团》一文中指出：当今腐败的四个新特点，他说：“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案件表明，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演化。腐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出现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渐成气候。腐败分子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6个方面来完成：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利用权利大量违规放贷；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转包分肥；违规减免税收；股市"圈钱"；走私放私。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方出现了‘送配偶子女出国、亲属海外定居……把腐败赃款转移出境……自己外逃’的新情况，对于这一腐败‘三部曲’的新动向，必须高度警惕。”[2]

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只要你能正视现实，你就会发现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还相当“活”，还时不时地“显示力量”。

注释：

[1] 易宪容：〈股权全流通应还富于民众〉2002年12月03日中国经济时报

[2] ： 望东方周刊 2004-07-21

[i] 胡鞍钢：《中国战略构想》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7页。

第4章 “既得利益集团”与“局部性和平演变”

（一）从本质上说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观点是理论中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依靠了它，嬴得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使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所以这一理论功不可没。

不过，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理论当作治国的“纲”，一个又一个的意识批判运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又将这个理论推到了极端，由于它的存在中国就没有安宁过，中国社会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吃了很大的苦头，从此之后，这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名声就不太好听，我们的社会便不由自主地远离了这个理论，如今的理论家一个个都离它远远的，惟恐沾了它的光。

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究竟如何？凭心而论，错误似乎并不在这个理论本身，而是用错了对象，用错了时间，用错了地点，甚至将它作为治国的纲就大错特错的了。

其实，就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是缩小或是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说得很中肯，很值得我们学一学。

依我之见，对阶级斗争理论，过去是极端夸大，而当前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是“缩小”，大家都对它故意的回避，有的干脆来一个彻底的否认；二是拒绝研究，拒绝研究在新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存在，它的表现规律。

譬如，怎样解释当今社会泛滥的腐败现象？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很值得研究。很多人将寻求问题的答案瞄准了国外，用外国人发明的理论来解释，那个红得发紫的“寻租理论”就是一例。依我之见，用它来解释权力腐败就有点不伦不类。东西是自己的，将它租出去，寻点租金花花，又何不可？可是权力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吗？它是姓“公”的，就根本不存在租不租的问题。所以寻常人（如干部和群众）听了这个理论之后除了感到深奥、难懂之外，别无所获。我也算是一个文人了，但是思量了半天仍有一种别扭、灰涩之感。我问了一些对理论尚感兴趣的政府官员，问他们能不能理解这个“寻租理论”。他们的回答倒是很坦率：何必这样咬文嚼字呢，将一种谁都懂的“权钱交易现象”用一个很难懂“寻租”的概念来解释，何必多此一举呢？这位官员说得很坦率，用简浅的语言能解释清楚复杂的社会现象，这是理论家的“能耐”，现在倒好，来一个颠倒，用一种谁都不懂的语言来解释大家关心的现象，将人们搞得稀里糊涂，这哪能算是理论呢？

我以为，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倒是能解释清楚这个最终能亡党亡国的腐败现象的。

譬如，过去我们常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和平演变”现象。我看，这个和“和平演变”论并没有过时，前苏联不是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过去了。而中国呢？这个危险依然存在。主要危险来自谁？过去常说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可能发生在“第三代”身上，或是那些“知识分子”身上。现在想一想，这种想法幼稚得很，没有权怎么演变？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这个“共产党内部”当然不是指广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干部，而是指一批特权化了的腐败阶层。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就在特权化了的腐败阶层。它们需要“和平演变”，希望“和平演变”，而且希望这个“和平演变”来得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被“和平演变”了的制度去保障整个腐败阶层的利益。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是故弄玄虚。不是的，这不是理论家的无病呻吟，也决不是理论家论说的一种理论可能性。恰好相反，这种“和平演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已经变成了现实。譬如，举国震惊、举世震惊的湛江和厦门远华腐败大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地的被腐败分子窃取的政权性质发生了蜕变，地方的主要领导权被一小撮腐败分子窃取了，党的、公安司法的、银行的系统都掌握在腐败分子的手中，整个地区被搞得乌烟瘴气，简直就是腐败分子的乐园。请问，在这些地区究竟是谁专谁的政？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腐败分子的天下？是人民的政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我想，只要头脑正常，这些答案是不难回答的。大量被揭出来的触目惊心的腐败黑幕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太书生气了。

在过去，我们经常用毛泽东同志的这样一段来提醒我们不要忘掉阶级斗争：“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己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