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王炳权：民族主义何以可能

当今时代波谲云诡，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日益开放、日益走向世界，世界也日益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有益于世界，也冲击着现存世界秩序。现存世界秩序的主宰者――西方，以矛盾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既要容纳又想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世界、世界予中国，日益成为时代的焦点。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崛起的中国最终为世界所接纳还是被排斥，应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列宁曾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 一个阶级如此，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联系到一起。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器物的中国之上，更要有道义的中国。中华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意识的激发和中华民族主义的成长是我们民族真正需要的现代意识，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一

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二

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毛泽东推翻“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外围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三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赤裸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外围”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外围”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四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高潮，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