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政治体制改革：超越邓小平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日前有学者发表《政治体制改革：回到邓小平》一文，指出“只有回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重新确立它的指导地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希望”。然而我认为，我国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回到邓小平”，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超越邓小平，超越邓小平时代。

不错，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执政期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思想与实践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在政治领域，也提出过一些思路，进行过一些改革，然而相比如火如荼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逊色，不仅如此，有些方面还存在不足甚至出现偏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判断是：

一、理论上，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总体是对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修补，创新突破不多

我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基础一是苏联模式，二是毛泽东思想。苏联模式不用多说，人所共知。毛泽东思想方面，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有过许多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描述性著述，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建国后，他的《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等等，所谈论的也都包含有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过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政治体制蓝图大都停留于思想和理论层面，实际贯彻落实的并不很多。十年“文革”动乱，我国政治体制陷入一片混乱，政治体制的完善更无从谈起。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尤其是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有序化和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地反映出来。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任务、内容等思想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所提出来的。但是综观这些思想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除一国两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两项改革具有开创性意义外，其它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进一步重申或强调。例如：关于民主政治，这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毛泽东其实在1939年就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思想解放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毛泽东讲：“ 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虽然还没有做得彻底。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六十多年前边区政府已开始民选区长、乡长、县长了，而现在包括邓小平时代，有几个是民选出来的？关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也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物，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可见，《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保持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论述，在基本内容上仍然没有离开毛泽东当年所指明的那一些，至于“权力下放、党政分开、克服官僚主义”等等，也都可以在包括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讲话或著述中找到。所以，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和理论，总体上是对我们现有体制中执行不力、工作不到位的问题所做的修正性强调。若说突破，除一国两制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之外，干部队伍真正实行年轻化知识化可列其中。

二、实践上，邓小平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

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操作问题，换句话说，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不是看怎么说，看有多少宏大的思想和理论，而是看怎么做，看实际运作的程度与效果。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领导职务，至此，在三次被打倒之后，73岁的邓小平同志重新站立起来，并很快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此后至邓小平同志去世，国内外不少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邓小平时代”。

政治领袖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上，而且更重要的表现是把这些思想理念付诸实践，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客观地讲，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尽管创新与开拓性的东西不是很多，但在百废待新与改革开放不久的那些年代，如能逐步实行也很不错。但遗憾的是，在邓小平年代，我国政治体改革的步伐却极其谨慎，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不仅缓慢而且远远落后，表现出二者之间的极不协调、极不适应，以至于许多经济领域的问题因政治体制落后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革。这一点，凡是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2004年，我国政治元老、有党内“开明人士”之称的任仲夷同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不无掩饰地表露出来。他说：“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任老还进一步地阐释：“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及时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人们说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可以说，任老的讲话反映了党内外“明白人“的共识，他在这篇访谈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关，但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既表达了一位老革命家对加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望，也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至于邓小平离职和去世以后的“后邓小平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上虽有所呼吁，但实践中动静不大，仍然保持着平稳，这一点是人所共知已无须赘言。所以，在政治体改革问题上若要“回到邓小平”时代，其意义显然不大。

三、体制上，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后期却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此情况有违政治体制的基本要求

这里有必要把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的职务变化情况作以基本介绍：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79年他辞去总参谋长职务；1980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辞去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还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1987年，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不再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至此，邓小平同志完全辞去了他的所有正式领导职务。

从上述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在他人生最辉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影响最大的二十年时光中，职务安排及变化呈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除军队任职外从来没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不属于党和国家的“一把手”；第二、总体上职务数量呈逐年递减的态势，即职务越来越趋向单一；第三、1987年在十三大上，尽管连中央委员也未当选，但却奇迹般地继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成为党内任职中空前也可能绝后的特例。

从领导体制的角度分析，这种情况显然值得商榷了。邓小平同志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的，是事实上的“一把手”。1989年他尽管辞去了一切领导职务，也不参加一般活动，但这种领导地位仍然存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仍把他称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也仍然在全党发挥着领导作用。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虽然只在党内担任副职，离职后更没有任何官衔，但全党上下在那些年却始终把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看待。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的组织表现形式。邓小平时代我国领导体制中的这种特殊表现形式，后人会有评说。不过在当前，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若“回到邓小平”时代，这种体制再有人仿效怎么办？

此外，邓小平同志执政期间还明确发表某些在今天看来更需讨论斟酌的观点：

其一、在民主问题上坚决反对言论自由。他在1985年的一篇讲话中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是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其实，言论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把言论问题动辄上升到自由化的高度去认识，并且还严加防范，严厉打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了。

其二、在权力问题上明确反对相互制约。他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篇文章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他对西方的三权分立更表示坚决反对。1986年12月30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曾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在其他场合，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就是坚决反对实行三权分立。现在看来，邓小平同志对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这种机制还有误解，他把它理解成“三个政府”，这更是有失偏颇了。

四、在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操作入手，必须有所超越突破，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发展

如前所述，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领袖人物。但是，领袖人物是人而不是神，由于社会发展会出现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邓小平同志在他那个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出现一些思考不周、实施不力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就要求或臆想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成绩喜人。本文绝无批评与否定邓小平时代之意，而是想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在客观评价邓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基础上，冷静分析，客观把握，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取向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认为，我国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上应选择的价值标准是实际操作而不是借鉴理论，是超越而不是回归，超越现有的改革力度，超越已有的改革方法，超越我们曾不愿改但必须改，曾认为是错误但现在发现是正确的东西。这一切，实践上毛泽东时代没有，邓小平时代不多，必须“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社会反映最集中、群众愿望最强烈，能切中现有政治体制弊端，最值得作为改革突破口的有三点：

1、切实保障群众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把人民民主真正落实在群众的自主选举、言论自由、罢免官僚、建言献策等社会事务的具体工作中。一句话，要改变对群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官僚习气和霸气，彻底改变目前主、仆颠倒的关系，通过制度和法律，使“仆人”不能不听、不敢不听“主人”的话。

2、改变现有权力监督状况，真正落实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实行监督制约，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中探索出来的有效成果，它不只属于某一国家、某一阶级或派别。三权分离中的有益成份我们为什么不能拿来“为我所用”，为什么偏偏硬要给它打上阶级烙印？事实上，我们在党内监督与制约上目前将决策、执行、监督分属于党的全委会、常委会、纪检机关，已有了初步的三权分立雏形，问题是这种分权并不彻底，实际运作中常委会不仅行使执行权，还往往成为决策与监督的指挥者。今后，党内监督与制约怎么开展，国家政体上的权力怎么相互监督制约，这是改革中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否则，权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约，腐败只会愈演愈烈，永远也不会有好的遏制办法。

3、真正做到以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我国法律法规已不算太少，但真正贯彻落实的并不太多，人治仍然是我们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最主要方法和手段。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法制”，而是“法治”。以惩治腐败为例，党纪国法所规定的经济违规违法数额，在全国几乎都未得到执行，这方面的底线早已在一片反腐声中“水涨船高”了。这些年谁听说过哪位官员收受贿赂一两万得到处理的？涉案几百直至上千万没判处极刑的也是屡见不鲜。在一个国家，法律若成为可有可无或任意执行的事情，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就“无话可说”了。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远非三五个观点、一两篇文章所能说清，但选准方向，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作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能真正坚定决心，有所突破，结出硕果，我想邓小平同志天若有灵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写于2007年元旦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