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论中国的中央权威

1、中国似乎是一个特别离不开中央权威的国家。在中国人通常的政治概念中，中央权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的政治价值：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央权威，几乎一向被视为国之为国的根本特征。人们往往把中央权威看得太重，把中央权威的削弱看得太可怕；人们甚至把国家的荣誉、民族的自尊心、社会的凝聚力和个人的爱国之情都寄托于中央的坚强权威之上。比如，人们用“一盘散沙”这样的贬义词来形容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中国，并愤愤然引以为全体国民的巨大耻辱。

在晚清拖延宪政改革之际，在国民政府拒绝“还政于民”之际，在1978年以来民主化自由化进程屡屡受阻之际，每当中国要排斥或推诿自由民主的时候，人们就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高论，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施多党政治、联邦体制、三权分立，因为据说那样必然会天下大乱，国家就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重新成为“一盘散沙”，然后我们小老百姓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连“中国人”也没有机会做了，死了做鬼也是背祖灭宗无处归宿的无国籍游魂野鬼。自由民主中国的前景就是人权随威权俱灭、玉与石俱焚，那是多么可怕啊！可不要小看这种针对普通民众的恫吓，它至今仍有相当的说服力直到今天，相当多数的爱国的民众仍然相信以下的三条“真理”：对国家民族的存续壮大、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来说，一是主权高于人权――中国当下的这份主权就是凭着牺牲了亿万人民的人权才换来的，据说：“没有主权，哪来人权！”这份来之不易的主权若是弄丢了，所有中国人的人权就要通通泡汤，一起跟着去殉葬，又据说若是人权太多了，主权便难免有些不稳，所以，主权必须始终压倒人权；二是集权优于分权――集权之弊无非是地方和个人受损，但损了小家肥了大家总归还是划算的买卖，而分权之害则大到不可想象，一不小心就可能国破族灭，所以，集权总归是常规，分权只能是例外；三是强中央好于弱中央――因为强中央是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的象征，对民族主义来说，威权政府和“伟大领袖”正是国家民族最紧要的面子工程，甚至关乎“民族感情”，而弱中央则通常是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分离主义所期待的结果，那必定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简而言之，为了保障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系统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无条件地拥护中央政府的至高权威。

2、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对中央权威高度信仰与极端依赖的态度是并不多见的。一般来说，小国的国民既不太在乎分疆裂土，又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缺少激情，因此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大国则通常需要一定的中央权威作为“政治粘合剂”之用（但这种粘合剂就象502胶，起初很牢，硬化后会突然断裂），而在诸大国之中，大概也只有俄罗斯存在着某种与中国类似的威权情结，但仍以中国为甚。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相比，尤其是与除俄国之外的欧美白种民族相比，中国人明显地更加钟爱中央权威，有时候甚至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几千年来，中国人屡屡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甚至于得意洋洋地把中央集权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说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得意洋洋，不仅指集权当局，也指在集权过程中被侵权的个人和小共同体。由于集权的政治文化始终占优势，以至于反对集权的人也常常不过是反对别人的集权阻碍了自己的集权。通常的情形是，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由“一盘散沙”通向绝对中央集权的完成与定型过程当作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必要之举）。这种对中央权威、强权政治的偏爱，正如我们在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会起到阻滞民主、削弱自由、为专制强人张目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仍然不可回避的国情与民情（笔者一向厌恶“中国特色”这个词，但窃以为国人对中央权威的偏爱或许算得上是一项真实的“中国特色”）。正因如此，在中国巨变的前夜，我们有必要对中央权威的问题作一番梳理。

3、若要追根溯源，中国人这种中央权威至上的观念大多来自于孔孟儒学与官修史学。孔子是要求“君君臣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当“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时，孟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定于一！”可见，先贤孔孟都是明确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权威、一个领袖、一个人说了算的。

官方史学更是极大地强化了“定于一”的中央权威主义，二十四史所记载的漫长岁月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历史上凡是所谓的盛世、治世，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莫不是君王英明神武、朝廷威风八面，于是乎才有了河清海晏、江山一统、四海宾服、万邦来朝；汉景帝平息了七国之乱，藉机大举扩充中央权威，“文景之治”便得以圆满收场，而唐玄宗搞不定安史之乱，中央权威大受削弱，“开元之治”便只好由盛转衰；一旦大权旁落、朝廷暗弱，缺少了国家中枢的雷霆天威，也就到了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的时候，接下来，必然就是乱世、末世的来临。这方面的史实也数不胜数：周天子自顾不暇仓皇东窜，就导致了春秋战国，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番专政，就演变出三国演义，晋朝一堆弱智皇帝搞出个八王之乱，就换来了五胡乱华南北朝，唐帝国兵权地方化造就了藩镇割据格局，就衍生出五代十一国，……，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央权威，必定会有人趁机作乱、惹事生非，必定要闹得群雄蜂起、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天下大乱、国将不国。我们不妨替几千年的国史做一个政治总结：大凡圣明君主大权独揽必是盛世（只不过，大权独揽的不算少，圣明君主却罕见），明君与贤臣共掌大权便是治世，外戚、宦官、奸臣、藩臣窃取权威便是衰世，中央权威无处可施的时候便是乱世、末世。全部的官修史学对治乱盛衰兴亡所做的结论，大约也不过如此。

然而，上述儒学与官修史学关于中央权威的观念与当代的主流政治价值有很大的距离，也与诸多或近或远的事实不相吻合。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见中央权威的盛衰与百姓福祉的多寡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尧舜禹汤文武的英明统治究竟有多么好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周室衰微之后的经典乱世春秋战国却并不见得就更加糟糕――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春秋战国乃是中国有史以来学术发达、文化昌明、人才兴旺、巨人辈出的难得时代，谁能证明灿烂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竟然比不上神神鬼鬼莫名其妙的尧舜禹三代？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清一代，最弱势的皇帝是光绪帝，他倒是个难得的好皇帝，可惜实际掌权的时间太短（如果长期掌权变得强势了，大概也就未必还是好皇帝了），而清朝最强大的康雍乾三代，虽然号称盛世，却也是杀人如麻、文字狱达到顶峰的时代；辛亥革命之后，最缺少中央权威、最不可能产生“伟大领袖”的政府是臭名昭著的“北洋政府”，但正是在这个差强人意的弱势政府治下，中国人民却拥有了近代历史上最多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五四运动就产生于那个时期，而且政府居然就慑于民意让步了，此后还有哪个政府对学生运动如此善意过？桀骜不驯的大师鲁迅、胡适、陈独秀们也产生于那个时期，而且既没有遭关押也没有被流放海外；以颠覆中央政府为己任的国共两大党在北洋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不仅艰难生存着，而且发展壮大了），比起它之前的袁世凯政府和它之后的国民党、共产党政府来，少有中央权威、缺乏统治自信的“北洋政府”倒不知道要开明和宽容多少倍！“北洋政府”大约也希望国人都团结在以大军阀们为领导的中央周围、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它终究没有能力那么霸道过。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专制大一统时代以来两个最强大的中央权威是一头一尾的嬴政政府和毛政府，秦始皇政府首开绝对集权之先河，毛泽东政府将绝对集权发挥到登峰造极，在这两个强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权威大如天、人命如蝼蚁，政权对人民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战死、斗死、饿死、整死、冤死、累死的人民不计其数！这样的中央权威于我中华民族又何益之有？幸而毛政府未能荡平港澳台一统中华，在分裂分治的情形下，倒恰恰是中央权威无法企及的港澳台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民生状况大大优于大陆地区，这不也是意味深长的吗？

4、欧洲人素有自治的传统，雅典民主制、城市共和国、市民社会、基督教会、乃至封建领主制都为各色自治单位抵抗绝对中央权威提供了制度和组织资源。这也使大的欧洲未能最终统一为一个形态稳固、权威巨大的超级大国。欧洲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加好战，他们曾经因为领土、宗教或商业利益的原因而不断地相互攻伐，另一方面，欧洲人也象中国人一样地渴望和平与安定，但他们却没有将对和平与安定的渴望寄托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定于一”的中央权威主义。在战争与结盟、互利与互害的长期互动过程中，他们已乐于接受并完全习惯了列国林立、小国寡民的状态。而在欧洲超过二百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即使是在那些王权最为鼎盛的国家里，中央权威也从来没有象中国那么厉害过，从来也不曾厉害到彻底淹没或毁灭掉乡镇的独立和城市的自治，更不曾厉害到将宗教精神转化为专制政治的专用工具。今日之欧盟的成长与扩张，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超国家的新型政治体的曙光。

美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大国。在从邦联到联邦、从较弱的联邦到较强的联邦的过程中，美国的中央权威也越来越大。但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奉行三权分立制衡的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力由不同的部门和人员分别掌管，根据固定的民主程序予以周期性的人事更新，所以中央权威虽大，被滥用的机会并不多；更重要的是，联邦的集权绝不是以削弱个人的人权、公民社会与州的自治权为代价，而恰恰是建立在基本人权和地方自治的基础之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反复强调美国是将“主权分成两部分”（美国先贤绝不认可“主权不可分割”的鬼话，联邦的中央政府并不是国家主权的唯一载体或终极载体），托克维尔说，美国的政治构成方式一方面是“行政分权”，而另一方面又是“政府集权”――托氏所谓“行政分权”是指代表全国的中央政府无权干涉州的内部行政（凡宪法未列示的权力均由各州与人民保有），更不能越级干涉县、乡镇及企业、社团的内部事务，联邦总统既无权撤换一个平庸无能的镇长（那是该镇人民自己的“内政”），中央各部亦无权对地方性的事务下批文、作指示；而所谓“政府集权”是指人民、各州及所有的自治单位又都必须服从联邦政府执行全国性法律、管理全国性事务的权威。托克维尔说，在欧洲人看来，有时候美国显得比欧洲最集权的君主国更集权，有时候又仿佛处于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不熟悉美国政治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都曾抱怨说，和美国人打交道不知道谁能够说了算），但他对这种美国特色的“无政府状态”却不无赞赏：“我确信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当中央的行政部门一心要完全取代下级机构的自由竞赛时，它不仅在自误，也是在误人。”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尽管兼具大国之强大与小国之灵活的美国政体也会偶有偏差，但它在中央权威的问题上仍是处理得极其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是联邦的中央权威由总统、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分享，权威虽大却不至于因高度集中于一个机构或一人之手而祸患社会，二是在应该拥有中央权威的地方确保足够的和不容地方挑战的中央权威，而在不应该拥有中央权威的地方则绝不允许行使一丝一毫的中央权威。可以这么说，应该由法院说了算的总统说了肯定不算，应该由镇长说了算的总统说了也肯定不算，而应该由总统说了算的，别人说了自然也都不能算。

在中国的亚洲邻国中，印度有歧视性种姓政治和中央权威涣散的传统，独立以来它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如东亚国家但民主制度却十分稳固，这与上述两种传统不无关系。而其他的邻国均有较长的专制集权历史。日本、韩国及东南亚诸国深受中国传统政治的熏染，长期熏染所导致的结果是，即使在形成民主体制之后也仍然容易出现地方政治发育不良、一党独大、人治主义、强人当政等现象，他们的民情与政情似乎也更加倾向于强国家、强政府、强中央、强领袖的政体形式。这与强调责任轻视权利、强调纪律轻视自由、强调秩序轻视平等的“儒家价值观”也有间接的因果关系。东亚的民主进程颇多波折，除了日本因为战败被占领反而因祸得福民主体制比较巩固之外（以二战前日本的情况推论，若民主体制全靠“内力”、全凭“内政”而展开，其巩固期一定会长得多），其他的国家则常常陷于“民主乱象”之中，或反过来陷于“威权压倒民主”的反动之中。而一旦不成熟的民主在东亚国家遭遇暂时困难、受到局部挫折，强人干政、军事政变就比较容易发生且比较容易成功。之所以军事政变这一类反民主、反宪政的非常行为屡屡发生并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这些非常行为的当事者和相当一部分民众认可其“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