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中国改革：走向转折

中国改革一路风雨一路辉煌，走过了近30个春秋，如今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出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它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它应当也必须走向新的转折，这兴许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兴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走向“世界潮流”的需要和期盼。

“快跑者”的压力在加大

历经近30年的改革，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GDP年均增速9.5%，增速名列世界前茅， GDP总量达20万亿人民币，排名从全球第十名跃居第四名，人均折合美元近2000元。如今的中国是世界产品的生产者，被称为“世界工厂”，许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中国制造”散见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货架上。正如《经济学人》称，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快车道，中国经济的快慢和结构变化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在过去，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看北美、欧洲和日本，那么，现在必须加上中国――这个世界上的第四大经济体。正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快车，开得不好甚至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行驶一样，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高速发展，这不仅关系着中国而且关系着世界的未来，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能否继续成为一个快跑者而不出“事故”，一方面取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及其相应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继续快跑的要求和压力呼唤着中国的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开放带来的挑战在强化

中国改革是由开放带动的，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仅使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增长，而且也在促进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等领域的规则（制度）不断地改变。正是由于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能进一步朝前走而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指令性经济；正是由于开放，中国人民“提前”享受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果”；正是由于开放，中国开始了3000年变局，160年的大变革和30年的改革，走出了历史的轮回；正是由于开放，我们尽管被动，但还是在不断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既沐浴开放的春风，也倍感开放的压力。两个“人权宣言”、WTO规则、港澳台的法治模式和民主模式等等无一不构成对我们的挑战。2005年以来，我们结束了与国民党长达50多年的“对峙状态”，将国民党“引进”了大陆，进行了两党最高层会晤，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国民党的模式，尤其是台湾模式，随着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和互动，必将对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产生影响，这无疑是在催促着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利益分化的矛盾在突显

市场化的改革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和分层，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人们拥有的要素禀赋不同，其收益显然是不同的，正如体育竞赛的差距构成了体育的动力一样，经济要素之间的竞争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这种差距会在一定的“时点”上收敛和缩小，社会只要采取以公共产品的形式，给予在竞争中受损的一方“生存底线”的“补贴”，就不会有大问题。因此，利益分化和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权力的市场化带来的差距过大，以及社会利益机制的扭曲和由此造成的社会“断裂”和分裂。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腐败的加剧和寻租的社会化，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正在发生，特权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无规则的博弈带来的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生态的恶化、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假冒伪劣的盛行、信用和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不公，以及社会矛盾的突现和激化、各种“维权”和“压制”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无疑是对“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的一种警示，昭示着改革转折的时代的到来。

走向转折的改革

改革进入新阶段

中国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止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重新回到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潮流上来；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止于本世纪初，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结束短缺经济，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而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改革第三阶段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没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完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新举措，这表明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路径的转折

（1）改革的价值取向的转变。衡量改革的尺度一是效率，二是公正，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性，讲效率就要讲科学和公正，科学和公正是效率的前提。中国改革――体制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效益（效率和收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并非全面的效益，而是单面的，如人均GDP、财富的增加等等。全面的效益，等于GDP以及可计量的财富与环境污染、假冒伪劣的损失值等“负面”财富之代数和。虽然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过正、负效益的代数和，但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财富的“效益”是要打折扣的。此外，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不当配置以及特权和垄断的存在，改革所包含的“公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的发展观、“五个统筹”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等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举措，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要纠正只讲“速度”不讲效率、只讲增长不讲公正、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长期利益、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倾向，从而提高改革与发展的效率和公正性。

（2）改革路径的转向。第二阶段的中国改革路径有三大特征，一是被戏称为“单兵突进”的“短腿”改革，即改革被限制在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触动不多，许多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而无从解决；二是以非规范非法制性为主的改革。许多改革以领导人的讲话和内部文件的范式而非法律性的范式推进，一些改革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从而影响法制的建立，改革的“正当性”与法制的公正性不兼容，改革的实体性效率与法制的程序性效率相悖；三是偏重于增量改革，而“忽视”了存量改革，先增量后存量改革无疑在策略上是对的，但存量不动，改革是无法深入的。因此，第三阶段改革将在三个方向上突破：一是从一维（经济）改革转向三维（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大社会和政治领域改革的力度，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医保、义务教育等体制和机制；从法治和民主的层面推行政府官员问责制以及协商民主等政治领域的改革。二是从非规范性改革转向规范性的即法制下的改革，注重法制程序，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先立法改革后付诸改革行动（比如直选试点地区应先立法，后进行），在立法上应采取民主的方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形式公开辩论和讨论，使各方利益博弈在法治的平台上公开、公平、公正地展开，使改革的效率和公正方向与法治的建设方向相得益彰。三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同时并举，充分调动激励体制内的存量，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行政机器的效率入手，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通过一定程度的宪政改革和司法独立改革而形成的权力的制衡及权力的公用（公开、公正的使用）的制约，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公共领域的服务能力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以及国有资源（资产）使用的效率与公正性。

《中国改革》200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