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让决策机制远离“家长制”

读罢沈敏特先生《防微杜渐与物极必反――社会历史发展“成本”的思考》（载《同舟共进》2003年第12期）一文，引发思考，颇有所得，这就是，我们今后倘若要避免“为历史的发展投入‘大成本’，甚至是‘巨大成本’”，不再“走‘物极必反’之路”，而常“行‘防微杜渐’之途，那么，在决策治世，定计安邦之时，就要谨防“一把手”变成“一霸手”，让决策机制远离“家长制”。

众所周知，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家长制”大行其道其乐无穷的地方。无论是在古代的华夏大地，还是在当今的中国神州，“家长制”现象遍布国中，其“生命力”无比顽强，从来未患过什么“疾病”，其吸引人们的“魅力”更是永葆青春，从未发生过什么“衰老现象”。正如邓小平所言：“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如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曾放言：“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其潜台词就是全县人民都要和他杜某人保持一致。这一典型的“家长式的人物”，其放言显然是荒谬的。但问题在于，像这样的荒谬并非只此一例。

其实，纵观 中国家长制式的家庭，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其组建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情，都由“家长”说了算，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是也。而“家长”从来都不需经过家庭成员选举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天然的“终身制”的“家长”。“家长”领导“家庭”，“家长”制定政策，“家长”实施政策，最后，“日子摆弄的怎么样”，还得由“家长”来评价。那么，谁来监督“家长”呢？谁敢监督“家长”呢？谁能监督“家长”呢？答案是，没有人来监督“家长”，没有人敢监督“家长”，也没有人能监督“家长”。

由此看来，“家长制”的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家长”手里 ，不受家庭任何成员的限制和监督。一切听“家长”的，“家长”仅凭自己的直觉、经验和个性来进行管理。正如邓小平所言：“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当然，“家长”决策成功，把“家庭”管理得好了，全家享福；否则，“家长”决策失败，把“家庭”管理得“一团糟”，那大家就“贝青”等着遭殃吧。

古语云：“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其实，即使是“圣贤”，有时也会有“过”的。况且，无论是“大家”的“家长”，还是“小家”的“家长”，并非个个都是“圣贤”，自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然而，当“家长”犯了错误以后，家庭成员不仅无权罢免“家长”，而且也无权纠正“家长”的错误。只有等待“家长”自己意识到错了的时候，才可能由“家长”自己来纠正错误。这时，家庭成员还得拍手称好，还是“家长”英明伟大有招数啊！

然而， 如果“家长”一辈子意识不到错误呢？那就一辈子也别想纠正。比如，就拿曾作过“大家”的“家长”的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来说吧,就是如此。当由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地上，正在“雄赳赳，气昂昂”地 “向前进”的时候，当时“不是没有人怀疑，不是没有人大胆地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真像螳臂挡车，真像鸡蛋碰石头，一切‘防微杜渐’的企图在最高‘一把手’说了算的惯性面前撞得粉碎。那些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开国无勋与老帅们都成了‘二月逆流’，遇罗克、张志新等平头百姓如刀下小鸡……”然而，至今还有人讲什么“文化大革命有了什么‘大民主’，那却是典型的‘一边倒’，‘一言堂’。你想讲点不同意见吗？《公安六条》等着你去当‘反革命’呢！”

俗话说：“没吃过死猪肉，也见过活猪走。”常识本能地告诉人们：吃一堑长一智，“于是，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深刻教训是流行了几千年的古训：‘祸从口出。’父母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子女的叮咛，妻子对要去参加什么会的丈夫的嘱咐，贴心朋友之间善意的提醒，都化作了一个意思：‘多吃饭，少开口’‘多听少说’‘免干尊口’……谁还愿意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开动脑筋，为历史运营降低成本，贡献自己一份心意。防微杜渐，管他娘！即使清醒地看到有什么危机的苗头，也只能耐心等待物极必反了！更有那些属于坏种的‘聪明人’，像下蛆化蝇那样地以几何级数滋生出来。他们找到了一条安全可靠、升官发财的捷径：不论正误是非，领导讲话我拍手；不管后果好坏，表态永远是‘拥护’！历史运营的成本也就因此而成倍增长了。”“于是，势不可挡的‘继续革命’按着‘始无前例’的轨道一冲再冲。冲出了涉及人的冤假错案，冲出了经济濒临崩溃的险情。”对此，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出来阻挡了。直到毛泽东谢世后，“才以‘浩劫’为成本换来了物极必反的改革开放。”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发展”老是犯这种“不计成本的通病”呢？仔细想想，无不是由决策机制与“家长制”联姻所造成的。“家长”总是“自信”自己的“金口”会永出“玉言”。再加上个人崇拜鼎力相助，决策机制与“家长制”的联姻如虎添翼，直杀得“异见”人仰马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是有史实为证的。

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许多人听了后，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个别人如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中，即使是周恩来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检讨。周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也表示：“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７期，下同）于是，全党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等 到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已趋极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仅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些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然而，毛泽东听了却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要鞭自己的“活尸”。于是便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而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择其一。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已经树立起巨大威望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绝大多数人也就自然地站到了了毛泽东这一边。于是，庐山会议便成了全党动员，口诛笔伐彭德怀，进一步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一些老革命家在发言中都积极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也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是“感情问题”（即缺乏或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领袖观点”，“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著毛主席”。而林彪则激昂慷慨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更有甚者如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操守无异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袖错了也不许“不满”，更不许提不同意见。

在这种政治态势下，执政党做重大决策的基本程序是，先由毛泽东拍板，然后到常委会、到政治局、再到中央全会，关起门来想、关起门来议；等想好了、议好了，再……如果作出什么重大决策，即使“异见”的“意见”再大，也不敢发出声音来。于是，久而久之，“异见”便“万马齐喑”了。当然，决策的正确性大打折扣，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正确的决策到底来自何方呢？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斯隆先生的决策方式颇发人深思。有一次，斯隆先生主持经理人员会议，讨论一项决策，会上没有任何争议。这时，斯隆先生站起来严肃地说：“现在宣布休会，这个问题延期到我们听到剧烈的不同意见时，再开会决策，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对这项决策的真正了解。”

由此，我联想到，为了避免“我们常走‘物极必反’之路”而“行‘防微杜渐’之途”，让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灿烂辉煌，决策机制必须远离“家长制”，尽早与“异见”结为“连理”，共商国是。而每遇事，都要多问问“异见”的不同看法，多听听“异见”的不同声音。等“异见”“横挑鼻子竖挑眼”后，再行定夺。诚如是，何愁决策机制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呢？

2004年9月19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