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改革

“中国崛起”问题和“中国改革”问题，目前都是争议很大的问题。但谈论中国改革问题，却离不开国际视野。

比如说欧洲，最近几年不断出现骚乱，前不久巴黎的学生运动，引起了整个欧洲的震动。表面看这与中国没有关系，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它们都与中国有关。一个德国的评论家说，欧洲缺两样东西，第一缺孩子，因为他们的生育率非常低，大概是0.8％多点，而且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第二缺勇气，就是说缺乏变革的勇气。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社会，但是目前面临着大量中国产品的冲击。它要想继续维持福利体制，不改革，不变，恐怕是不行的。

再比如美国，我们都清楚，美国连续不断地在人民币问题上，在纺织品问题上，在其他一些产品的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结果，如果不能和中国达成一致，它的经济社会体系要想正常运转下去也是困难的。我们知道，连续11年来中国都是世界上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的不光是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伊斯坦布尔宣言，就是40多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制造”提出的应对办法。

这也就是说，中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这些冲击中可以得出中国在崛起的判断。这个崛起并不是一个完成的势态，并不是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的霸主，像美国那样成了世界的领导者，而是说，它确实造成了冲击，其他国家如果不能够成功回应这些冲击，将陷入危机；如果回应不当，有可能出现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不再是一个想象，不再是一个梦幻中的、少数人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一个构想。它确实存在于现实中，存在于各方面。

崛起是一个改革现象

如果没有1978年开始的改革，就不会有目前的状况。

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演变，笔者认为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首先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当时的一件大事是著名的“九评”，中苏论战，论而不破，在这个阶段，中国是苏联体系中的一个成员。第二个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8年，这一段是革命外交时期，中国脱离了苏联体系，但又没有融入另外一个体系，我们是一个“造反者”。当时驻中国的很多外国大使馆都撤走了，美国和英国在北京的使馆受到围攻，我们很多外交官都从国外撤回。这个阶段可以称为革命的时期。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一直到2002年，也就是到十六大的召开，是改革阶段。从2003年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这个描述成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简单地把中国崛起看作是近30年的现象，恐怕会有疑义。因为作为一个大国的标志，中国的原子弹是在第一个阶段，在苏联体系的时期搞出来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是在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成员地位后恢复的，这也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所以说中国在开始改革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强国所具备的一些条件。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原子弹，现在去研制原子弹，现在去争常，中国的国际地位会怎么样。如果中国在1979年以后发展原子弹，面临的国际压力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个大国所具备的政治条件、军事条件。

但假如没有1979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之前所取得的这个成就会不会使中国达到目前这种状态呢？笔者认为可能不会。中国这20几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年均增长9％以上。这样高速的增长不可能发生在1979年前。它的背景是整个世界走向了缓和。1978年中国开始的改革实际上是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它不是孤立的。1978年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都朝着和平和发展的方向发展。在革命的对抗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大可能的。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写过一本书，叫《新现实》。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预测苏联在25年内就会解体，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反对殖民运动的能量还在释放。他把苏联体系看成旧的殖民体系最后一个堡垒，把东欧都看成是苏联的殖民地，把苏联仍然看成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内部经历着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压力下苏联到80年代已经明显失去进攻势头，出现了很多体系解体的征兆。

很多人认为苏联是被改革搞垮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苏联作为一个体系，实际上很早就开始瓦解了。中国从1959年开始和苏联关系就很紧张了，经过中苏论战，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体系，这时苏联体系已经开始瓦解了。另外，比中国更早，南斯拉夫的铁托也从苏联体系中脱离出来。还有，东欧、波罗的海都出现了脱离苏联体系的改革运动，这些脱离过程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造成的。脱离过程中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都表现出摆脱这个体系的努力，这种努力当然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什么关系。苏联用坦克阻止了解体的进程。后来别列韦日森林里发生的事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事件的继续罢了。

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准确地把握住当时出现的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同中国自身的改革进程是相互响应的。我们知道中国1971年就已经回归联合国了。回归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脱离苏联体系也为我们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综合来看，崛起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现象。

中国的改革追求持续

与“和平崛起”相随的，还有“中国梦”、“北京共识”等概念也出现了。当然悲观的看法也相当多，每天都有对中国的批评。

笔者自己的看法是，如果说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模式，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化的发展道路尚未完成，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我们这2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支撑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也随之大幅增长。

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成就很大，但是，谈到改革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大家都能明确其所指。这反映了这个时代对建设一个宪政框架的需求，一方面能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能约束肆无忌惮的既得利益集团扩大自己的利益。利益只能够用利益来对抗，说教或者讲道理不行。必须用完善的宪政体系来保证公民的权利，要有表达的自由。否则的话，这种失衡的状况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可怕的。

既得利益集团扩张利益不只是对国内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到国际战略。有相当一部分精英非常自满，他们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应该到处伸手，到处显示自己的力量，有一种遏制不住地想显示自己的拳头的欲望，这些人越来越多，这不是什么好事。笔者认为还是应当把创造维持和平的环境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必须确保和平。

和平不是没有摩擦。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重要的外贸大国，但我们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贸易摩擦。其中的原因比较多，但有一条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讲，中国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自己大概能拿到20美分，中国的劳动力占多少美分呢？那就更少了。

笔者记得不久前辞职的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去年9月份的著名演讲中提到过一个观点，他主张在与中国谈判时要告诉中国：假如中国不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话，美国将放弃对国际体系的支持，这是美国人说的话。我们知道美国是当今世界体系的主要支持者，我们总是批评美国霸权，霸权意味着好处，但是如果它觉得从这个体系里面得到的好处抵不上花费的成本的时候，当然就要提出放弃支持这个体系。其中的潜台词是中国从这个体系中收益更多。当然这只是对中国的一个威胁。但这反映了中国崛起对他们形成的冲击。

我们对中国模式就不能够过于自信，它还没有完成，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前年中央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要有科学发展观，是很及时的。假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崛起的这个模式，对世界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带病崛起。这不会是一个很轻松就能化解的问题，我们国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

国际体系的合作主义

结合起来看，就是要重点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现有的国际体系，我们究竟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改革还是革命？根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的看法，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最后一定会走向通过强力手段，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和障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发展出一套策略，发展出一种文化，发展出美好的、华丽的言词，这是现实主义的看法。会不会这样？

这些问题会不断地得到讨论。回顾1949年以后国际关系的演变，中国第一阶段是苏联体系的成员，第二阶段是革命的，1978年以后，我们则一直是一个模范的国际秩序的成员。衡量是不是模范的一个指标是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基本是零，因为当时中国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就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80％。但是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80％。根据中国的人均收入，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经历了60年代的“不卷入”，到90年代“卷入过度”的过程。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有的组织我们可以不加入，但却加入了。“卷入过度”说明实际上中国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成员，非常优秀，中国并不是一个造反派。中国实际上迫切希望能和世界保持很好的合作。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不守规矩，如果看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言词，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中国老是反这个、反那个。但是笔者觉得不能完全停留在言词的水平上，而要看具体行为。可以说，中国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对国际体系造成很大的损害。在联合国的投票情况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很少投否决票，很少动用否决权，在常任理事国中是最少的。说明中国事实上很维持这个体系，这与刚才提到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太相符。

中国的未来应继续走合作和改革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革命就是拒绝这个体系，我们推翻它，我们重来，建立自己的一个体系，这是不太现实的。像在国内问题上一样，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一种改革的态度，逐渐消除它的不合理成分，而不是说推倒重来，不是拒绝。

总体来说，转型过程中的崛起势必要把中国自身的问题带进目前的国际体系里面。所有的内部问题都会变成一个国际问题，甚至你的环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为什么国际上很多机构主张中国降低发展速度？中国自己也接受一个观点：既然发展涉及其他国家，那就需要采取合作、谈判的方法来化解冲突，发展速度太快，就不能无视别人的看法。当然快速增长对我们有好处，老百姓富裕得快一些。但是如果只图自己，发展就无法持续。所以为了保证发展的持续，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就要在国际视野来看自己。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目前的国际体系中都会面临一个中国现象，国际体系会打上中国的色彩，中国的烙印会越来越深地打进世界体系里面。在这个过程中，恰当的战略就是合作主义，就是通过渐进改革和改良的办法，推进国际体系的调整。（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