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制度与文化

我这个题目是制度和文化，听了一天会议以后，我想先讲我听了会议以后，我忍不住要发表的几个观点，有一些可能不太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午几位先生讲的几点，我还想稍微讲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问题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你对现在的现实的认定是什么，评估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

首先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人讲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呼声过于强大，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前提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自由主义实际上首先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的理解，最基本的，譬如说那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提出还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像这种自由我认为基本的自由，这个是不是过于强大了，为这些呼吁的呼声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说还受到压制，大家早上提到了李慎之先生被认为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有很多的传统思想。有了这些呼声以后，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制，很难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太强大了，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他去世以后，追悼会都差不多开不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了，我觉得说不过去，这个是第一个认定。

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进行全盘的，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是不是有人要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都要把西方的制度马上全盘都在中国实现，实现一种将要引起地震的改革？这个主张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在我的阅读面所及，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我觉得大家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很少有人主张再来一次，大家都是非常警惕我们中国的那种循环，就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我们要力图避免，不管是哪一派的知识分子，都在力图避免这样的状况，主张渐进的改革，才要呼吁放宽言论，新闻自由，呼吁新闻立法，法制，今天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这些都不要了，你天天革命就完了。说到引起地震的改革，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了郎咸平的主张什么的，我不是搞经济的，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其中又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是郎咸平也好，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东西，就是好像现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是跟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比起来的，只要回到国有，这个不公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假设的前提也是正好完全相反的。所有的不公是被认为代表国家的不知道什么人掌握这个财产权，掌握支配权引起来的，谁代表国家来掌握这些财产，所谓公有，代表全社会，我们哪一个人有发言权说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赔了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想涨价了，对自己的职工福利待遇有多高，我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怎么叫国有或者是公有？所以我觉得把前提都颠倒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

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这个倒不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有一些我看到的都是在主张改革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文章，特别反对文化决定论，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虚的东西，讲文化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个总的说起来，西方的制度，所有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都是西方的制度，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也讲到的宪政，宪法，观念，或者是民本主义，古已有之，用不着改革，回到孟子的君轻民贵就行了。整套的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一套东西，根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好像西医和中医一样，中医的所谓肾，肾虚，阴虚阳虚，跟西医的肺，五脏六腑根本配不上套，所以我们沿着自己的走下去。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我现在比较着重谈一下，首先我是反对决定论，我觉得哪一个决定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制度和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讲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就是指的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说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西餐，着装，书画这些东西。这些会永远保留下去的，唱歌跳舞，当然也有融合，但是这个不重要，不影响社会整个的发展，我讲的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是非常影响制度的改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制度是靠人来建设的，也是靠人来实现的。假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先知也好，皇帝也好，订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靠谁来执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央政策很好，但是一到底下去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大群人来执行这个政策，就由他的思想来执行，制度靠人来执行，靠人建立，但是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想，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时期，毛泽东被神话，他自己要神话自己是不太容易的，他必须很多人顶礼膜拜，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话，就不会顶礼膜拜，成为这样一个信仰，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期也顶礼膜拜，这就代表了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中国说起来有三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来看，中国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官，有一个好皇帝为他们做主，这是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传统的想法，在西方的这些思想之前，在被打开国门之前，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头很少有依法维权的观念，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父母官，包青天，或者一个好皇帝来为他作主。中国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明君，做帝王师，一般中国的士大夫，他寄托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自己独树一帜，来独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来。中国的皇帝就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三个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的社会格局，这个东西如果不遇到强大的冲击的话，是很难突破的，这个强大的冲击就来自十九世纪中叶，不期而遇碰到了西方的冲击，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奴隶的，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为演变的可能性注入了一个因素，可以使得这个文化在里面开始变了，就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是全能的先知，就是先得到，先觉悟的，看到了一些，然后提出了呐喊，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看到了一个制度好的问题，再进一步，今天上午秦教授讲到郭嵩焘这些人，下一步到了五四这一时代，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已经共和了，结果发现真正把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推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个顽强的抵抗来自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巴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呐喊，或者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现在你站得很远来看，你觉得是过激了，或者是后来引起了不良后果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你站在像鲁迅的，巴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然后看到本国的社会如此之黑暗，首先对象是家族，不要小看这个家族，因为我小时候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民主的，新式的家庭，我的远亲在家族的旧礼教破坏里面牺牲了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女性，《家》《春》《秋》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是反映了千千万万要求自己男女的需要，不能小看这一点，像我这一代人体会比较多，我父母那一代赶上了五四运动的冲击，才有了婚姻自由的要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少数，非常新的情况，有职业的妇女这一类的都是当时非常新的，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法律早就有了，而且中国的女校还是比较早的，北大很早就接受女生，但是在整个社会你不改造这个文化，都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们提到思想改造，都会想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改造，向相反方向的改造，不是改造你个性解放，这是方向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强迫的。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不能很侥幸地说，你能够教育什么人，既然我们多接触了那么多外来的思想，就像富人先发财了一样，就有理由回报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责任回过头来对使得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无形中对文化有所改造，100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尽管不完善，还有缺陷，但是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种学说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我当时记得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看到报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一般老百姓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呢，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把我们改造妨碍制度改革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把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