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

观点提要

・近十年来我关注的基本问题及主要的研究活动和结论，主要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为此，我写了《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三部书。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确认和保护底层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底层是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整体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群体。

・“底层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因此，我们的政治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而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行动的社会力量。

・从方法论的视野来分析，“底层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从底层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底层社会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繁荣发展、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要感谢康晓光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MPA的课堂上发表演讲。我与康教授的交往应是中国知识界十分独特的现象。他是早已成名的思想家，我称他为康夫子。他与我一见如故，并屈尊与我成为了多年的好朋友。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当康教授给我电话，要我到他的领地做一次为时三小时的讲座，我非常高兴，立即就答应了，甚至还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可事后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因为康教授要我来讲解所谓的名著《岳村政治》，而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本书是什么名著。但人都喜欢听好话，康夫子说我的书成了名著了，当然高兴。可接下来的话却不那么好听了，因为，他在电话里说，“现在写名著的大都死了，好在你还活着，就来讲一次吧”。尽管话难听，却也让人产生了些许自负。好在康夫子是当代中国的名士，我们总不能按常人的规矩要求他。当然，你们也许就会发现，请我来这里讲座，也就有可能是康晓光教授有生以来最大的失策，因为，我是来批判以康晓光为代表、在当前中国十分流行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主要是向大家汇报我近十年来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结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我研究的过程，重点我写的三本书。我想告诉你们，这些书是如何来的，它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理念。第二部分则是讲我对当下中国的基本看法，其中主要是讲我关于底层社会的立场。在这中间，我要放一部我拍制的电视短片给你们看，这个短片是纪录北京上访村的。

我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

关于《岳村政治》

我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岳村政治》，现在这本书被康晓光教授等称为名著并列为你们班的教材，我很高兴。但实际上这本书不是我非常满意的著作。《岳村政治》是我的博士论文。你们将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知道了，在目前中国这种教育体制和政治语言环境下，博士论文有许多表达方面的禁忌，否则，你的论文就通不过，你就拿不到博士学位。可是，我读博士时，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多年了，其中当了近十年的律师，我当然不想为了混一个文凭而无所作为，总想在博士论文中表达我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那么写一篇什么样的博士论文呢？

我出生在湖南。近代以来，这个地方出了许多很有名的人，其中有大家肯定知道曾国藩、黄兴、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与湖南最密切的联系当然是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他早期最有名的著作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们中有读过的人可能还记得，毛泽东在这篇檄文中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事实上，直到现在，有关这场农民运动的争论依然存在。你现在到了湖南农村，还会经常有人对当年的农民运动不以为然。有些年龄大的人也许会告诉你，某某“农民领袖”当年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二流子，而被打倒的地主则是一个吃苦的庄稼汉。我是1979年在湖南师范学院上的大学。在1980年我们这所学校因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学潮。我学的是政治专业，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容易把湖南的农民运动与自己的经历过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一直在思考底层的中国农民，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而且，他们被动员起来后的行为，为何与文革中红卫兵造反、学潮时的学生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那时只是写了篇短文章，因没有地方发表，也就没有下文了。因此，当我到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就想写一本《湖南农民运动再考察》的书，想从群众运动的角度来重新解读那场激动人心的历史运动，想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是如何与毛泽东等革命的知识分子结合的，试图建立新的有关中国乡村社会与革命理解模式。

我的导师是徐勇教授。徐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很有学问的政治学家，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实”，即追求实际、实证和实验。他特别强调的是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需要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新的契机。他指出，在实际调查中要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突出理论的原创性。他听了我的想法，表示认可。但他认为，只在档案馆查资料，不到发生地进行实地调查得不出原创性的东西。于是，我就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但最后在博士论文开题时，徐教授和指导委员会的其他教授，都建议我不要把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作为主题来讲，因为我的这些评价可能会犯某些政治规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乡村治理作为研究主题，写成了题目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是以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它运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这篇博士论文基本上没有作改动在商务印书馆以《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为名出版后，得了许多奖，也成了一些院校所谓的必读物。可是，从已发表的数量很多的书评中，我发现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我在这本书里想表达什么。记得几个月前，你们人大的博士们举行了一个《岳村政治》讨论会，我的一个好朋友作为主讲。他把精心准备的讲稿发给我，希望我提些意见。我看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提，甚至一个字也没有改。为何呢？因为我感到他同许多人一样，对我在《岳村政治》想表达的、最深层次的思想并没有理解。

那么，我到底想在《岳村政治》中说些什么呢？表面上讲，《岳村政治》开笔和最后的落着点都是讲“村民自治”的，是对有关村民自治相关争论的回应。当时，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以徐勇教授的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党国英教授和陈子明为代表的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因此，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他们的这些主张与现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相当一致。他在还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时候，就写书指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

我研究的基本结论与他们的观点多有不同。我认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其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度的，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结构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及民主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中，乡村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村民自治的意义在于它是发生在中国转型期过程中用法律的规则确定的政治参与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单元的转变，更多的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这一点对于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特别重要。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民主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多数决定，或者说是以多数决定来防止共同体的人格化身的为所欲为，从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机制。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对村民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最深厚的基础得到了改造。这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关键。

上面讲的是些文本性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我还是力求在字里行间表述我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将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承认和保护作为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同时，我希望通过对农村利益冲突与政治权力关系相关性分析，使人们认识到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还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基因。为了张扬这种思想，我在这篇博士论文以《岳村政治》为名出版时，节选了部分有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调查记录，作为该书的附录。在这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对我想表达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人读出来过。你们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家张鸣教授和我们社科院的樊平教授就在北大举行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应该发挥这些观察和思想，写出更好的东西出来。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洞察力，也很感激他们的鼓励。事实上，我在写《岳村政治》时，已经注意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其一，就是近年来湖南发生的一系列农村群体性事件都有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子；其二，当年去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人大都是参加过安源大罢工的工人。我想理解这些现象，才有我后来关于底层社会的两本书，即《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

关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

2001年博士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我当时申请入站的研究选题是“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我的合作导师是农村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同时是一位对底层民众有十分关怀、正直而有担当的真君子。他批准了我的研究计划，使我有机会进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级的科研单位。我以此为课题申请了国家的社科基金并获得了资助。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题报告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但非常有意思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