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

一、中国近代现代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历史。

1840年，清朝封闭的国门虽然被坚船利炮打开，但是中国仍然有一股超强的力量试图闭关锁国，致使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沉时浮――太平天国虽然引进了洋教，但总体上仍然排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爱国与愚昧并存；洋务运动，试图微启国门，进行经济领域的开放，但不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直到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机会主义开放的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镇压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要消灭一切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的痕迹，拔电杆，毁铁路，烧学校，同时为慈禧太后所利用，杀戮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有的人仅仅因为身上有火柴（过去叫洋火）、钢笔就被杀戮或全家被斩。

1901-1911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不得不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经济自由、司法独立、军队独立等原则，制定了刑律、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公司律、破产律等，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和臣民权利，可以说此时的慈禧太后不但采纳了她所镇压的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提出的全部主张，而且无论言行比起康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俨然成了激进的改革家，可惜此时政治改革为时已晚，改革的步伐赶不上革命的步伐，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再次宣誓对外开放；不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政府成立，中国虽然有所倒退，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开放道路，尤其是北洋时期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开始以党治国，自由的环境有所收缩，但在从1928至1937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创造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而后，日本人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盖过了开放与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确立了宪政原则，宪法中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与制约、司法监察独立超越党派、保护公民权利等内容，可惜随之而来的内战硝烟吞没了美好的宪政憧憬。

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开始。在经历了一二百年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流血斗争与开闭循环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走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但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

1、经济建设成就斐然。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约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据著名经济学家Angus Madison《中国长期经济运行》(1998年)一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890年降为13.2%，1919年降为9.1%，1952年降为5.2%，1978年降为5.0%，改革开放后1995年上升为11%)。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不足1％，而今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提高到8％以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的制造业大国（据《2007-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如果加上税外收费，高达9~1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89年时也只有55.5亿美元。

中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05年2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突破年产2亿吨钢铁的生产大国；中国的水泥产量和煤产量世界第一，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电视机、电冰箱、DVD、空调、摩托车、手机、钢琴、化肥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磷国、第一铜消费国、第一机床消费市场、第一家具出口国、第一电话用户与互联网用户国家、第一鞋类与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造船国，集装箱制造业占世界的70%；中国城市的高楼数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粮食、果蔬、肉类、棉花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养羊大国。

中国在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2、社会生活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数据，北京晚报2005年09月14日）、2006年的43.9％（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2007年的44.9%（2008年07月21日 13:40:04 中财网），近30年向城市转移了4至5亿人；目前，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学生数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广了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又开始实施师范大学生免费教育试点。中国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医生数量世界第一；国家规划免疫预防的疾病由7种扩大到15种，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国家安排资金改造和新建1.88万所乡镇卫生院、786所县医院、285所县中医院和534所县妇幼保健院，为1.17万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人男女寿命分别达到71岁和74岁，比1978年提高了4岁多。

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参加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293亿、1.405亿和1.035亿（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赤贫）线标准，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6.24亿，到2003年降至2.2亿。另据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7年中国贫困人口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

3、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票证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缚起来了；那时没有法治，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平民百姓，如“四清”运动迫害死亡77560人；文革迫害死亡773万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已经让位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

1、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

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一方面，公权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

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权制度表现为：

特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

特权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