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今天能来中国传媒大学演讲非常高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应该是同行。可我毕业以后，没搞媒体，但经常有机会接触媒体，不过都是就事论事，不能像今天这样比较敞开地谈。

媒体工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不知道传媒大学有没有这样的课，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教育，应该作为公共课。传媒工作者的基本职责是传播理念、推动进步、造福民众。具体来说，传播真的理念、善的理念、美的理念、先进的理念、文明的理念、积极的理念；推动人类的进步、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进步；给民众带来感官的快乐、情感的愉悦、精神的幸福。

媒体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公共的责任，代表社会、国家、民族的正义、良知和道德。当然，媒体也要赚钱，不赚钱怎么生存、发展？但是，媒体毕竟与赚钱为目的企业不同，即使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也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要赚钱，但毕竟与普通民众不同，更应重视社会影响。媒体工作者在社会职能上是有定位的，应该在符合职能定位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发展，就像医生的职能是治病救人，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赚钱。我前天去了一个叫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它在全国有许多家分所，美国也有分所。它非常重视文化和理念，其中有一条说：律师是乘人之危赚钱的，我们要凭良心服务好。还有一条说：律师要心存敬畏，规范自己的行为，好好做人。律师似乎是最不讲道德、良心的，谁给钱，就给谁服务。但这个律师事务所强调正义、良知、道德。结果怎么样？社会信誉好，赚了更多的钱。当律师也好，当媒体工作者也好，首先还是要好好做人。

媒体工作者有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无用的文字垃圾、影像垃圾，这是浪费生命；也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有毒的垃圾，毒害人的身心，那是有害的生命。也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影响社会、推动进步，那是有益的生命。

今天我们媒体的状况如何呢？

宣扬色情暴力。不少杂志、网站，就是靠这个来吸引读者。

宣传恶的理念。不少演播的电视剧，专门发掘人性中的恶，加以宣扬，好人是坏的，坏人是好的。

迎合低级趣味。庸俗搞笑、无聊打斗、造谣生事、专揭隐私。

追求空洞无物。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假话连篇。

收视率第一、发行第一、广告第一、赚钱第一，以至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视为媒体的规则，似乎不这样做，媒体就没法生存。当今中国真正有良知的、反映民意的、敢讲真话的媒体也有，但不多。希望在座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媒体工作者，用你们的良知、智慧和道德，克服媒体中的歪风，树立起正气。

正规的比较好的媒体，如果分类的话，大多热衷于抢新闻、抓热点，不太重视新闻、热点背后的深层原因，好像狗熊掰棒子，尝一口就丢掉，没有发掘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应该是三流媒体。发掘新闻、热点背后的制度、理念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这是二流媒体。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是一流媒体。现实社会中，三流媒体是大多数，但二流的要多起来，一流的应该有。一个好的媒体，总有几个战略性的记者善于挖掘冷点，研究热点，能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和报道。问题是媒体有没有这种追求？我遇到过不少记者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谈一点有深度的问题毫无兴趣，那一辈子只能当三流记者。

有人说，现在这种大环境，能发掘冷点、探讨热点吗？这不是让我们犯忌吗？中国的舆论环境不那么自由，要当一流、二流记者，一流、二流媒体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深圳商报做了这样一组报道：第一篇报道讲海水污染严重；第二篇报道讲，造成海水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生活污水。第三篇报道讲，用有磷洗衣粉洗衣服造成大量的生活污水。第四篇报道建议使用无磷洗衣粉。这个不为社会注意的问题，经过报道引起重视，深圳作出了禁用无磷洗衣粉的决定。发掘这样的冷点，怎么会犯忌呢？当然，触及敏感问题而不犯忌，是需要智慧的。

我建议媒体开辟三个栏目：一是热点背后，专门探讨热点背后的问题，比如凤凰卫视报道了范跑跑的问题，这涉及做人的道德底线，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二是关注冷点，我列出了十几个问题。比如中国人自杀非常严重，每年自杀28.7万人，自杀未遂200万人，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汶川大地震死了七、八万，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但是自杀死了28.7万人，居然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最近深圳龙岗发生的火灾事件烧死44人，中央派了庞大的调查组。可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却没有人关注。这就是冷点。在15岁至35岁的年龄段，自杀又是死亡的首因。我专门为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稿子都写好了，就是还没有找到“买家”，题目是“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自杀？”中国农业大学一个月连续4个人跳楼，有人写了一付对联：实验楼、科研楼、教学楼，楼楼可跳，博士生、研究生、硕士生前赴后继，横批是空前绝后。年轻人那么爱自己，怎么会选择自杀呢？这个问题不值得探讨吗？它只具有新闻价值，谁谁跳楼了，然后等待下一个跳楼，比谁报道得快、抢拍自杀的镜头，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这就是媒体的工作？我写的这个专题节目，可以引起年轻人的反省、父母的警觉、学校的重视、社会的关注，怎么没有收视率呢？预防自杀、关爱生命，符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怎么会犯忌呢？

媒体工作者的优势是见多识广，可接触政府、学者、民众所不知道的第一手素材，关键是要善于思考，抓住问题，发掘问题，然后向有识之士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在复旦大学学新闻时，一篇文章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文章最终取决于独特的、深刻的见解。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文字再漂亮，知识再丰富，最终取决于要有思想和见解。我就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并且注重联系实际。学新闻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想方法，就是关注实际、抓住问题。我学习理论著作，一定思考对今天有什么用。坦率说，我的理论功底不如专门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我善于抓住问题，分析问题。我大学毕业后从研究理论到政策、到体制，从研究经济到社会、到文化，从一个行业跳到另外一个行业。我已经参与了中国八大决策的制订和推广，现在又创造了三个第一：在2004年5月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即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二，在这本书中，针对中国人自杀率高、精神障碍严重提出建设“情感护理”的设想，并先后在浙江金华市、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公司、中集集团公司、金蝶软件公司推动建立了“情感护理中心”；第三，我提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正在传播这个理念。

作为媒体工作者要有良知和智慧，其次才是技能。搞传媒的，不光是有亮的脸、快的脚、灵的耳、敏的眼，关键是要有头脑、会思考，这就是智慧；还要有良知、良心，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也要有技巧、能力。有了良知与智慧，就能做好媒体，即使不干这一行，也可以做好其他工作。

良知和智慧从哪里来？需要改革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恰恰不重视良知和智慧的培养，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感悟和努力，提升人生理念，训练思维能力。

要不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提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人大都反感，还讲什么意识形态，有钱就行。其实，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理念、价值判断。不讲意识形态，重视利益追求，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讲国家意识形态，更有人反对，认为国家不应该有意识形态。现在提倡多元，讲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专制。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国家对外要维护安全，对内要保持稳定。为此，国家一定要倡导共同奉行的价值观，作为共同的行为规范。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才有制度、法律和道德。制度和法律是硬的，必须执行；道德是软的，但不讲道德要受到舆论的批评。所以，任何国家都有意识形态。号称自由主义的美国就没有意识形态吗？布什不惜采取战争的手段打伊拉克、阿富汗，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提法，分歧就更大了。思想界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利益调整、制度改革，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重塑。分配不公，确实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30年改革，我国经济总量跃举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但是利益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世界警戒线达0.47。据有关资料，在我国总人口中，占10%左右的贫困型劳动者没有解决温饱，占70%左右的温饱型劳动者，没有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也就是占总人口80%的劳动者没有解决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剩下10%左右为发展型劳动者，以及7%的中产阶级，2.1%的国家管理人员，0.3%的资本家，大体上也占10%。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二、三次分配，需要利益的大调整，必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我们奉行的价值理念是发展第一，也就是通过发展来解决，即通过做大蛋糕、不损害既得利益来进行调整。按照这种理念，一次分配照旧向资方倾斜，二次分配仍将加大建设投资，三次分配以发展大局为重，限制社团的政策制度不会改变。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分化越严重。

分配不公的背后是利益主体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力。现在网上激烈争论，土地是实行私有，还是集体所有？然而作为利益主体的农民却没有发言权。其实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民，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后来用集体化剥夺了农民。今天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就应该征求农民的意见。让各个村农民自己讨论，集体经济不好的、村干部不好的，农民就会要求私有，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再合作。相反，集体经济强的、村干部好的，农民就会赞成集体所有。

推进中国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几乎成为思想界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呼声。但是这项改革却推不动。司马南以反普世价值为名，把民主化改革扣上反华、反政府、反体制的罪名。政治改革是权力的再分配，同样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有什么理由推进这场改革呢？比较起来，反对的理由更为有力，新党章上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条文，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

利益调整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是权和利的再分配。要冲破阻力，一是需要支持的政治力量，二是需要正义、神圣的理念。而正义、神圣的理念是集聚政治力量的重要条件。今天，有什么理念支持这场权和利的大调整呢？没有。

30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既有政治权威的优势，又提出了不容争辩的理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国家要富强，民众要致富，上下有共识，没有利益受损者。今天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必须有不容辩驳的理由和共识，重塑国家意识理念成为当今中国的首要问题。

谁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我国曾经是泛意识形态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思想都要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领域，反资本主义复辟。社会领域，坚持全面专政。教育领域，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文化领域，为工农兵服务。思想领域，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所有问题都要提到政治高度，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农民种自留地，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文人写小说，民众听轻音乐，等等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遭批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民众,即使受怨、遭害、挨饿都不怀疑正在进行事业的正义、神圣、崇高。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不受二遍苦、二茬罪，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邓小平开启了去意识形态的时代。他提出“猫论”、“摸论”、“不争论”都是为了避开姓社姓资的争论，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没有邓小平的魄力，很难想象中国能从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走出来。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民众要解决温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也就具有了某种正义性和神圣性，所以，发展成了硬道理，推动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成绩的原因也就是问题的根源。政府以发展为第一，而不顾一切。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就不择手段。中国的官员与民众从此告别正义和神圣，以最快的速度、最低廉的成本获利成为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