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信仰与中国复兴

谢谢各位，谢谢南航和《云中往来》的邀请。最早预备这个题目时，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前几位主讲的发言和讨论，我很高兴看到广州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在关注道德、公义和信仰的话题，不管我们的观点怎样不同，但当我们说到“复兴”时，道德与信仰都正在成为关键词。

早先刘军宁老师倡言“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写过回应文章，谈到宗教复兴。今天也很感恩，有机会排在刘老师之后，让我继续来延伸这个话题。

我很同意刘老师“从改革到改制”的提法。茅老师一开场就提到1840年。其实从1840到1989，我们看见这150年，中国人每一轮寻求复兴的努力，最后都是悲剧收场。那么今天又过了快20年，民间的人财物都开始鼎盛。奥运之后的中国，到底是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机会呢，还是我们还要经历又一次的反复。刘老师的说法是“改制”，我的说法就是八个字，“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这就是复兴的开始，是未来2、30中国的主旋律。

什么是复兴

以圣经的观念看，首先“复兴”关系到生养和治理。《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人类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说，不生养一定不复兴，光生养不治理也不复兴。我结婚10年都没要孩子，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确信一个族群在大地的延绵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十年都挣扎在这个题目上。但是，一个知识分子自称关注未来和中国的制度转型，关切政治、法律诸问题；与此同时，自己却不愿在这个国家要孩子，也不敢在这个国家生孩子。这里面个人生命与公共志向之间的断裂，实在可想而知。但感谢上帝，在2007年使我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所以我跟“复兴”这个议题才有了真实的关系。

其次，“复兴”的基本意思就是重生，重生的一个意思就是悔改归正。《新约》里有少数几处提到“复兴（restore）”或“重生（born again）”，在希腊文里其实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里耶稣所预言的“万物复兴”，就是整个宇宙在恩典下的重生，人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而被救赎，万物也因着人的被救赎，而从空虚中获得了意义，在历史的尽头一起从劳苦叹息中被赎回，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宇宙性的复兴”。刚才有个朋友说，“复兴”的提法不就等于要回到过去吗？但至少以圣经的观念看，“复兴”的意思并不是复古，所谓中国的复兴就是中国的重生，中国人的灵魂重生，和中国文明向着普世价值的悔改归正。“复兴”不是回到过去，反而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换句话说，复兴一定是和末世论有关的，也就是和你对世界的一幅终极图画的确信有关。没有一幅终末的图画，就没有今天的K线图可言；而没有K线图，还谈什么复兴呢。共产主义一度爆发出最大的历史驱动力，就是它以无神论的方式，模仿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所谓“共产主义”，不就是对一种特定的末世论的描述吗。

所以中国要讲复兴，就一定要在离开共产主义之后，重新在人类普世价值的背景下，去看见一个新的、充满真正的自由与盼望的历史图画。对我来说，就是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那幅图画。对你来说，也一定会是个什么。

或者你也可以用佛家的词汇来诠释，就叫凤凰涅。经过近代以来这150年，中国到底可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个凤凰涅，变成一个新的、但同时也不是革命式的、与一切传统决裂的那样一个新生命？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新约的《使徒行传》中所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如果说到“繁荣”，今天中国的确很繁荣。但繁荣只是一种现象，而“复兴”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简单地说，圣经中谈到的“复兴”，就是生命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我从十年的丁克一族，到如今开始生养，我的家庭就终于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了。因为我重新确信了生命的延绵在大地上的意义，这个意义如此真实，以至于胜过了一个共产党政权，也胜过了地上的一切政权。所以我对中国的自由民主的期望，可能和你不一样。对我来说，一个宪政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于复兴本身，甚至不是自由本身，而是“回到未来”的一部分。如果今天开始谈复兴，说明我们有了这150年来都不敢有的一种眼光，就是我们的子孙到底何去何从？复兴一定和我们的后代有关，而不仅仅和我们有关。当你在族群和历史里寻找并获得生命的意义时，复兴这个词才对你有意义。

关于中国的复兴

下面我就中国的复兴，谈我的三点看法：

第一，灵魂复苏与民族复兴。刚过去的这30年，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试图确立真正的个人尊严。在这30年间，个人尊严的确立主要依赖于利益的驱动。所以中国有了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把我们的私有财产团团围住了。而未来的30年，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以财产权为核心。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的主要驱动力。第一步，是利益开始崛起，第二步是灵魂开始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个人灵魂的普遍复苏，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第二，不道德的“雄起”与有理想的崛起。一谈大国崛起或中国复兴，我就想到四川话说的“雄起”。“雄起”的意思就是无方向的和不道德的崛起。现在中国真是越来越富了，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时，一个国会议员这样介绍他的一位同事：“胡锦涛先生访问澳大利亚时，他是我们国会里唯一没有点头哈腰的人。”也许这一幕，会让一个长期“落后挨打”的民族滋生出某种自豪感。但中国威胁论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你看见一个缺乏理想的、并丧失道德感的人，变得越来越富，而且就坐在你家隔壁。你一定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

所以谈中国的复兴，其实也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历史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它必须在道德上开始对这个世界负责任了。刚才鄢老师说，中国复兴的前提，就是先要把自己的事管好，不能对普世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我极为赞同，这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责任，就是接受一个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成年礼。在“复兴”的意义上，没有内政与外交的分野，“不准干涉内政”的意思，就是不准自己复兴。复兴的意思，就是无论在任何意义和任何层面上，你都不能、也不应该对每一个人类的普世价值构成伤害。

第三，有信仰的社会与有宪政的国家。中国的民间社会经过这30年，已积累了比政府、比共产党更多的财富，和比政府更聪明的头脑。但决定中国未来的，是民间社会还能不能积累出一个比政府更大的理想？你从16大报告读到17大报告，就知道共产党已经没有理想了。掌控这个国家的权力集团，今天连一点理想都没有剩下。所以中国的未来必定如此，也只能如此，那就是这个民间能否比这个政府更有理想？比这个政府更有信仰？比这个政府更有道德？

一个社会性的复兴，就是“人人有财产、人人有信仰”。儒家说“礼失求诸于野”，现代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求诸于野”的历程。“民族―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没有信仰，它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但一个复兴的国家，一定是由无数有信仰的人组成的。没有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也是可怕的。有信仰的人组成的国家，它的外观设计就是较好的落实了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换句话说，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信仰的外观设计。

从信仰复兴到立宪政体

《旧约》中记载过一次信仰的复兴，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迎来了一次大复兴。这次复兴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律法”，人们在废墟中重新发现了摩西律法。第二是“立约”，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宣读和讲读律法，重申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这个约中有应许，也有咒诅。第三是“悔改”，人们听见律法就哭了，跪在圣殿重立的根基之上，认罪、祷告、哭号。

这就是复兴的三个要素，我们的法律够多了，合同也签了不少，劳动合同明年开始不想签也要签。我们政府里的贪官和牢房里的罪犯都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真正的上帝的律法什么时候被发现，被承认；真正的盟约和宪约什么时候被确立、被遵循；真正的回心转意、谦卑悔改什么时候如火一样，落在这个族群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就复兴了。

你读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绝不只是一个制度设计，那是美国人的信仰和价值理想的一个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个制度产品的背后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无数灵魂复苏的个人，导致了一个自由的和自治的政治国家。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最后是君主立宪。美国建国之前半个世纪，被称为“大觉醒”的福音复兴运动，塑造了未来的美国立宪。纵观人类近400年的历史，凡是没有经历信仰复兴的国家崛起，最后一定出问题。而那些经历了信仰复兴的崛起，就构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

这是复杂的题目，我在这里只举4个人物的例子，勾勒出一个脉络。

第一个是加尔文，他在日内瓦，日内瓦是新教改革的一个中心，他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贡献，第一是以圣灵的内证，来确立圣经信仰的权威性问题，第二是带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即一个充满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与荣耀的宇宙与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今天称之为“政教分离”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加尔文主义在政治学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和国家主义崇拜、包括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兴起之前，在人类历史上筑起了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防线。这条防线从日内瓦到苏格兰，然后从英国到美国。

这一传统往下走，到了加尔文的传人、我要提到的而第二个人物，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他被称为苏格兰宗教改革之父，苏格兰长老会之父，甚至苏格兰的国父。他把加尔文主义带到苏格兰，经过一两个世纪信仰的复兴与磨难，在那里产生了最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最伟大的教会之一、苏格兰的长老会。后来清教徒受迫害到了美国之后，长老会成为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府所效法的人类治理模式的对象。如果说法国共和国是对天主教会的一种模仿，那么美国的宪政就是对长老会的一种模仿。

从苏格兰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中，有我要提到的第三个人，约翰•威瑟斯彭。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6任校长，也是诺克斯的后代。很有意思，这三个人都是约翰（加尔文、诺克斯和威瑟斯彭）。威瑟斯彭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中的唯一一位牧师。他的学生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一位副总统，十几位部长，二十几位参议员，三十几位众议员。其中最出名的学生，是我要说到的第四个人，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从这四个人物的渊源和传承中，你可以看到，从新教改革、清教徒的福音复兴，到美国的建国、立宪和崛起，这样一个从个人与社会的信仰根基，到立宪制度的外观设计的脉络。一直到1964年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有人说这标志着美国清教徒时代的结束。但是从美国人的信仰在60年代跌入历史最低谷之后，新教信仰迎来了再一次的复兴，这一次从卡特当选总统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是从里根到小布什这近30年，几乎与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完全同步的。而美国福音派信仰的复兴，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兴，也几乎是同步的。

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复兴

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信仰复兴？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人群，基督徒、佛教徒或其他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前不久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的研究，评估说有3到5亿人。下面我举三个地点的信仰复兴的例子。

一个是香港。12月2日下午，约有13万人参加了美国小葛培理牧师的布道大会。小葛培理在香港一共4天的布道大会，总计42万人参加，其中约有3万3千名香港市民，在大会上表示愿意成为基督徒。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也当场邀请这位牧师明年5年去北京布道。

另一个是杭州。那里有今天为止全球最大的华人基督教堂――“崇一堂”。12月8日，有两位美国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全场挤满了约8000人，其中有市民、农民工，有资本家也有小职员。当天主题是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现场有数百名非信徒，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和谐与喜乐，与今天的主流社会氛围是非常迥异的。我们中间有7000万的中共党员，这是明显的。但也有不少于7000万的基督徒，这可能是不太明显的。看下面这幅图片，看这些年轻人，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成为每个人的信仰，我也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但当这些贫富不均的人在一起欢呼、喜悦与赞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