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精英、民粹与中国未来

改革三十年，真是乾坤倒转，有人喜欢有人愁苦。展望未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人安心有人紧张。谁都知道要有大变局，但又不知会如何变，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紧张和阴影，弥漫在社会中。学术界今天的争论，不是吃多了撑的没事干，不是纯粹无聊的斗嘴取乐，而是一种价值战争，是争夺话语权、争夺人心、争夺未来塑造权的价值战争。

几十年的不争论，使人们对“主义”这些概念已有些烦了，觉得空洞无物。而且，在座的多为商界人士，大家对理论界和媒体争论的这些理论问题，也往往不感兴趣。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的大变动，往往首先是从学者的争论氛围开始的。从校园、学术讲坛、理论研讨会上吹出的风，与一定的社会大气候相契合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不可阻挡的社会风潮，将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都席卷进去。当李大钊与陈独秀等学者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当时的商人谁会关心这些空洞的东西呢？当时谁会料想到他们吹出的风会产生后来这么大的影响呢？当时实业救国的商人们，谁会料到后来他们的家产会全部被剥夺充公呢？在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楼房上的房地产广告被撒除了，光秃秃不好看，一打听，才知道政府有令，今后不准在街面上做高端房地产广告了，说是刺激老百姓，让老百姓看了不舒服。你们觉得好笑吗？这都是舆论给闹的。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迟早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不要小看理论的争论和舆情的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理论和与舆论就是风，政治就是风吹来的山雨。

按会议组织者的安排，我今天到这儿，是来与大家交流关于“原罪”问题的看法。几个月前，我在与几位左翼朋友争论后，把讲话整理出来发表了，叫做《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引来不少争论。针对一些左翼朋友的批判，我回了一篇题为《左派自己要争气》的文章，又引来一些批判。今天再讲“原罪”问题，我不想重复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过的观点，我今天想换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不再就“原罪”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分析“原罪”讨论这种现象本身，分析“原罪”讨论交锋的双方是什么特点，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人要将原罪讨论之火煽起来，为什么有人认为应当终止这场争论。也就是说，我们从“原罪”讨论的战场中抽离出来，跳出身来，从外面，从上面来看看这个意识形态的战场，看看大家围绕什么在斗法，是谁跟谁在斗法，看看大家使用了什么样的法术。

为了看清这个原罪争论的战场，我们先离开“原罪”这个概念本身，先讲一讲“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把原罪讨论放在“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来看，原罪争论之事不言自明。我感到，弄清了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及其在今天的表现，我们对当前的原罪争论就会有一种更为透彻的认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两个对立的极端，而今天中国关于原罪的讨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情绪，其实多少都徘徊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

半魔半神的民粹主义

近年来，“民粹主义”一词常常出现在学术界的争论中，常常出现在媒体上。台湾国民党连战也说，要民主主义，不要民粹主义，指责民进党是民粹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呢？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我们不用去重复学术界那些定义，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中国的媒体中所用到的“民粹主义”这个概念。

举个例子，最近的重庆钉子户事件，想来大家都多少听说，媒体几乎一边倒站在钉子户一边。法学家江平站出来说，既然法院已经裁决了，就应当执行，以保障法律的权威。这话一出来，不仅受到许多网民的抨击，也被许多江平自己的学界朋友批评。江平回应说：“我只坐在法律一边。”他的意思是，我不坐在强势群体一边，也不坐在弱势群体一边，法律的原则应当是超越性的、普遍性的、中立的。网民又骂他，质问“江平坐在法律一边，法律坐在谁那边？”江平在回应媒体时说：“强势群体错了，强势不对；弱势群体不对了，也是弱势不对。法律不能说任何情况下都保护弱势群体，这要看弱势一方对不对。如果只笼统问一句你是强势还是弱势的，如果我是弱势你就得什么情况都要保护我，这就麻烦了，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语言，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我们究竟要民本主义，还是要民粹主义？”这里，江平用到了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江平所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弱势你得什么情况都要保护我。民粹主义，就是一切按弱势群体的要求来办。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民粹主义的一些原则。

民粹主义第一原则：江平是法学家，他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待民粹主义的，也许他认为，民粹主义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认为弱势者应得到法律更好的照顾，法律的天平应当向弱势者倾斜，而江平并不认同这样的民粹主义法学观，他认为法律应超越于贫富之上，贫富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当然，反对江平的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首先是中国社会不公平，法律本身就是由强势群体制定并向强势群体倾斜的，法律本身就不公正。江平说要尊重法律，就等于是优先保护强势者。按批评江平的人的标准，法律不公正，不能用法律来裁决，那要依靠什么呢？从这些批判性文章来看，许多人认为要依靠正义的道德，依靠基本的良知，依靠公众舆论的指引。正义在道德良知之中，不在法律制度之中，裁决社会矛盾，要以道德良知为标准。道德良心判断，高于法律判决。大家注意，这是民粹主义的第一原则，正义在道德良知之中。

民粹主义第二原则：除了这第一原则之外，民粹主义还有第二个原则，这就是道德良知在普通民众之中，甚至只在普通民众之中。愈是社会底层，愈有道德良知。社会是分层的，而道德良知是有重量的，自然下沉，沉积在底层的社会人群之中。越往上层走，道德良知愈是稀薄。这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相结合，就有一个推论：道德在底层大众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要想成为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就得到民众之中去，尤其是到最底层最苦难的民众之中去。

民粹主义第三原则：但是，底层大众是分散的，没有组织，怎么办呢？那些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圣徒得到民众中去，去动员和组织，将民众组织成一个整体，来摧毁或改造这个不公正的世界。走向底层大众，与底层大众相结合，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形成合力，这就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结合起来了，形成合力了，如何去改造世界呢？这就是以众暴寡。反正底层总是多数人，上层总是少数人，底层的优势就是人数，要发挥出多数优势，以众暴寡。

民粹主义第四原则：这就形成民粹主义的第四个原则，多数人的暴力反抗原则。只要是多数人做的事，那怕是杀人放火之事，都一定是出于正义的动机。近年来，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学界泰斗，都不同程度享受了被网民“以众暴寡”的滋味。好汉难敌四手，单个网民一篇批判性的文章，远远比不上这些知名学者文章的影响力。但几十上百个网民一起上来围攻，声势就不同了。坚信只要是多数人多数意见，就一定正义。群众运动，总是代表着正义的方向。当年共产革命如此，当年法西斯也如此。

我在此重新总结一下民粹主义的这四大原则：道德良知，底层大众，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相结合，多数暴力反抗。民粹主义的英文词，好像是popularism，意思是民众主义，但中国的翻译很传神，叫“民粹主义”。“粹”就是“纯粹”、就是“精华”，顾名思义，“民粹主义”就是那种“唯有民众才是纯粹的，才是社会精华”的主义。它是反精英的，它认为精英的道德不纯粹，精英不是社会精华。

我这样来总结民粹主义，也许学界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看法没关系，这只是我自己理解的民粹主义，而且我认为大体反映了民粹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说到这，想来大家已经得出了结论，这不就是早期共产党吗？对了，一点不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视为民粹主义情绪的一种表现。当年共产革命的重要基础，就是民粹主义。要让底层民众跟着自己干，首先得把他们捧上天，“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毛泽东不仅在道德上蔑视社会上层，“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甚至认为知识愈多愈反对，人类的伟大发明和创造都来非知识界人士。他还说，杀猪比读书难，猪会跑，书不会跑。会杀猪的劳动群众把知识分子聪明能干多了。建国后，把资本家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知识分子赶到工厂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民粹主义的实践。

作为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民粹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别尔嘉耶夫曾指出：“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民粹主义思潮最初起于文学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他们对底层民众充满怜悯与同情，他们描写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罪犯和穷人的苦难，同时描写这些苦难中人身上的伟大情怀和高尚品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杀人犯、妓女、小偷以正面形象出现了，他们的痛苦、忏悔、良心等呈现在读者面前。民粹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中，社会上层表面光鲜，实质道德败坏、虚伪冷漠、腐败透顶，社会下层表面污秽，实质品德高尚、宽容人道、富于信仰与牺牲精神。社会就是地狱，有权有势者就是魔鬼，真理、信仰与最穷苦人的同在。拯救社会，不靠那些上层的坏东西，而靠民众的觉醒与反抗，靠将底层道德上升为国家道德。这是一个持续近百年的思想运动，也可以称为穷苦人形象塑造运动，底层逐渐被神圣化，笼统的“人民”这个概念逐渐被推上了神坛，成了真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与人民对立的社会精英阶层就成了魔鬼。社会进步，就成了人民推翻精英统治的进步。

俄国革命一声炮响，不仅送来马列主义，更送来了根基深厚的俄国民粹主义。“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人民万岁”、“到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除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外，民粹主义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有关。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三家构成的，儒家是等级文化，而道家和佛家都有浓厚的反等级的民粹主义色彩。佛、道皆讲平等。佛教禅宗说“人人皆佛”，这就拉平了平民与精英的距离。老子称当时的社会权贵阶层就是强盗头子，“服文采，佩利剑，财贷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家庄子说：“圣不人死，大盗不止。”那些所谓的上层圣人不死光，大强盗横行的现象就不会终止。圣人就是大强盗。

中国文学界有民粹主义吗？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可以说都是民粹主义的。今天中国的文学，民粹主义色彩的也不少。我推荐一篇小说，叫做《霓虹》，作者是曹征路，发表在去年《当代》杂志上。它描写妓女的生活。一位叫倪红梅的绢纺厂工人，曾任过小组长、团支书、得过先进生产者荣誉，国企业改制下岗后，没有出路，为养活生病的母亲和供孩子上学，当了妓女。小说描写了倪红梅心底的苦难及她对世界的观察感受，写得很好，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出卖的是肉体，不是灵魂，那些上等人不如我们，别看他们又有思想又有理论。”里面描写的上等人，全是混蛋和强盗，底层人是善良的人。里面描写到因有一位妓女朋友被客人欺负，倪红梅组织了维权行动，得到了过去工厂工友的支持，“热泪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喷！这就像猛然走进一部老电影里，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这是孤雁追上了队伍，是溺水者看见了海岸线。”妓女维权成功，得到了补偿，“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个人，有尊严的那种人。”这小说很感人，充满了对“下等人”的理解和同情，充满了对“上等人”的蔑视和愤怒，这种风格，正是当年俄罗斯民粹主义文学的风格。这种文学塑造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自称“下等人”的那些人玩命造反的社会心态。

民粹主义是半神半魔的。说它具有半神色彩，因为它是对社会压迫和苦难的感受，是对不公正的腐败的现实的抗争，它将社会底层大众卷入到政治中来，对结束不合理的压迫与剥削，对消除社会的不公具有具大历史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民众暴力这条外，我认同民粹主义的许多说法。民粹主义也具有半魔色彩，是因为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错误的，是有破坏性的，最终是伤害劳苦大众的。它只讲群体统一而忽视个性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