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对转型社会的两种解读

时间：2005年12月4日 19：00―21：00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7

主办单位：北大校研会学术部，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会实践部

主讲人：徐友渔

内容提要：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反映了各种立场和观点。争论的主要问题、思想根源和未来走势如何？结论是一个：无论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都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

同学们、朋友们：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北京大学，和大家一道交流，探讨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正处于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转型期，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矛盾的积累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而不同的人对问题的诊断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总的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基本上来说，这些都是属于民间思潮。这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中罕见的、大规模的、具有自发性、不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争论。大陆和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卷入了这场争论，台湾和香港的知识界关注这场争论。我在1999年和200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就参加过两次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名称叫“The debat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第二次会议还在英文版的《当代中国思想》杂志上做了一期专题，可见在国际上的重视，国内也出版了几本文集记载这场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据我所知，已经出版好几种文集，收集了主要的文章，反映了各种立场和观点。我现在想介绍争论涉及的主要问题，分析两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我要作几点说明。首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美国和在欧洲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对两派的具体主张和争论才能把握它们的确切含义。当然，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立场的分野还是清楚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争论产生于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等等的不同评价。

其次还想说明，许多人拒绝“新左派”这一称呼，有人认为它是过分简单化了，有人认为是一种话语阴谋。其实“左派”这个称呼在美国、在欧洲是个褒义词。而在中国，我们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左派”的意义发生了变形和扭曲。现在“左派”这个称呼名声不佳，如果我们说谁的思想很“左”，那肯定对其评价不高。所以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被公认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左派。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时至今日“左派”仍然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而“自由主义”这个称呼的非正统性仍然是明显的，不论是毛泽东的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的“反自由化运动”，“自由”这个词都有某种负面的含义。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治、支持市场经济，赞成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特征。

还有一个说明就是，我自己是两派争论中的一个发言人，由我来讲这件事的好处是，我很熟悉情况，有些地方有亲身参与的经历和体会，能把深入的地方讲出来；但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虽然我力图做到客观、公正，但自己的派别色彩是难免的，很可能讲述中有偏见，所以希望大家带着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听我说的，只作为一种信息来参考，不可全信。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

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曾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韩毓海说：“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他还说：“正像如果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这种观点我觉得就算是对于西方社会还是适用的，但对中国社会则不适用。自由主义派承认现在社会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他们仍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到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并主张：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逐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总之，要使市场经济规范化。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以积极的姿态去面对，才能有利于国家发展。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它们现在也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陈燕谷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还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因为“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他的结论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在发展是自杀’，‘不能在一国发展’，‘先革命，后建设’的论调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它只会使后进国家耽溺于‘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热中，在经济上永远落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最近二、三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有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能否发展，事在人为。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果，比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也是事在人为，不必抱悲观宿命态度，在这方面，国际合作也是有益的。”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

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汪晖早在1997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在中国经济改革己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己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如果说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滑稽，只说最简单的一点，因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两派还就很多其他问题进行了争论。与新左派对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这种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虽然中国的市场因素在增长，大城市中社会心理、消费习惯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发展，但从经济成分、投资比重、就业结构，以及私有制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等各方面看，从总体上说中国还不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把中国说成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

有人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此人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毛泽东这话意味着每七八年中国就要大乱一次，要停止生产、关闭学校，法制荡然无存，知识份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与民主、普选毫无关系，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指出，对大跃进等等的赞扬与提倡，是基于对过去历史真实的不了解，“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那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认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两次运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