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冰：中国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出路

内容简介：

面对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有人居然说问题还不严重，没有产生社会动荡局面；有人说西方经济学的基尼系数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人说是垄断和腐败造成了两极分化。究竟如何看待两极分化的现实问题，它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如何分析，未来解决出路何在？欢迎大家聆听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的本次讲座。

下面是本次讲座的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它在这个指标里面，我至少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基尼系数不只适合于发达国家，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特别是印度和我们很相似。第二、除了巴西和俄罗斯以外，我们的基尼系数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像印度。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印度是0.325，印尼是0.343，老挝是0.370，越南是0.361，巴基斯坦是0.330，泰国是0.432；韩国是0.316，日本是0.249，英国是0.360，其他发达国家都是在0.4以下，只有美国是0.408；俄罗斯是0.456，巴西是0.591。为什么俄罗斯比我们稍高一点呢，因为它在90年代初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巴西为什么比我们高呢，因为巴西长期依附外国资本，特别是8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失败加剧了贫富悬殊。

这是第一个问题。认为基尼系数只适合于一元化的工业国家，即发达国家，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第二个问题是，揭示的基尼系数过高是否危言耸听。基尼系数的理论说，它在0.2以下，是过于平均化的，在0.4以上就是贫富悬殊过大。0.4是观察一个国家是否能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临界点，是警戒线。根据国际经验，超过0.4以后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甚至造成动乱，它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世界各国都把0.4看成一个临界点给予特别关注，而采取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

现在他们（主流经济学家）怎么说呢？他们说基尼系数过大是炒出来的，炒了几年都没发生什么事嘛，所以显然是危言耸听。我说超过临界点就会产生或引发不稳定因素，不等于马上就天下大乱，不要以为表面上天下平安无事就真的是平安无事了。新剑桥学派有一个观点，就是一切社会问题（偷盗、抢劫、游行、罢工等等）根源就在于分配不公。这种说法不完全科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们根据分配不公要引起社会不稳定的这样一个观点来观察我们国家。如果我们不掩盖事实，人们普遍不满的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哪一个问题的直接原因不是贫富悬殊？别去找其他的什么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等极其次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分配不公。因为所谓难，“难”不是“难”在富人身上，“难”是“难”在穷人身上呐！只有穷人才交不起学费；看不起病，小病拖着，大病等死；买不起房，甚至一些白领人员，只要一买房，就要担上几十年的债务，生活压力很大，表面上看平安无事，但是心里总是很紧张的。

今年3月，由西山会议透露的一个材料说，2005年全国上访总数是三千万起，其中平均二十个人以上的群体性的事件是八万起，你说这个还是平安无事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情况，一些富翁大款，钱是有了，心里却不安了。《南方周末》公布了国内前60名、平均财产22亿元的大富翁的一个新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觉得有钱了也增加了不安全感，烦恼多。你说贫富悬殊造成的矛盾还不尖锐吗？还不普遍吗？真要产生阿根廷那样全面的社会动乱，那才叫不平安吗？要到那样动乱的时候才心甘吗？所以现在关心这些问题、议论这些问题，希望当局重视是很必要的，这是我们广大的群众、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网友、干部满怀关心国家大事和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中央都把要着重提高低收入水平、进行分配收入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抓紧贯彻落实，这个措施显然是很正确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么尖锐的矛盾，中央会有这样的重视程度吗？

第三个观点，他们（主流经济学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不是拉大了，是缩小了。究竟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有这样一段议论，我原文照读：“贫富差距大决不从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前虽然大家共同贫穷，但有2.5亿人口不得温饱，收入是负值，与其他群众的收入相比，相对的差距是无穷大，所以从大趋势讲，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是显著缩小。”我看完这段议论以后，不生气也要气得半死。

我想讲第一点，我们解放以后到改革以前的几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广大的劳动群众和人民，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大批穷人流离失所、饿殍载道的悲惨命运，而且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一个担心要下岗要失业的，他们安居乐业。特别是因为他们当了国家的主人了，以主人翁的姿态，生产积极性是空前的高涨，经济迅速地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改善，有一个统计资料，从1957年到1978年之间，当时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10亿，平均每年是2.46%的增长率，人均收入是按照3.33%的年均增长速度增长的，除了个别特殊年份有所下降，人均收入增长比人口增长还高。所以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是大有改善，而且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地改善。至于说63年以后没涨工资，那是因为没涨物价啊！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是年年农业大丰收，广大红卫兵大串联吃饭不要钱，社会都很稳定啊，没有偷盗、抢劫的事件发生。当然，那个时候也还有上亿的人口没得到温饱，生活比较困难，但并不等于收入是负值啊！负值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子儿都没有收入而且每年还吃老本。我五十年代在重庆人事部工作，我亲身经历，当时我每一个月9块钱伙食费属于中等偏上，不比现在吃得差。国家规定，城市居民家庭人口人均月收入如果不满六块，是不得温饱的困难户，那么政府要补贴到六块钱，那么收入也有六块钱，也不是负值啊！我们想想如果是负值，少数人短期是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2.5亿人口收入是负值，那等于2.5亿人都流离失所，都是乞丐，这个社会早就崩溃瓦解了。你说收入是负值还不是弥天大谎？睁眼说瞎话呀？

他们以改革开放前2.5亿人的收入是负值为前提来说贫富差距是无穷大。什么叫无穷大？差距是个绝对值，谈不上无穷大啊。无穷大是个数值比例关系，说基尼系数是无穷大，那是数学上的荒唐逻辑，因为基尼系数只能在0和1之间，说有100%的基尼系数都是荒唐的事，你说能有无穷大吗？所以这是一种违反起码常识和数学逻辑的大谎言。

再则，以改革开放前贫富差距为无穷大为前提，推论出改革开放后的差距是显著缩小了，这就更不符合事实。现在有科学依据的，我们1964年的基尼系数是0.184，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2，当然是过于平均，有平均主义倾向了，但也不是绝对的平均。那么改革以后呢，1981年是0.26，2000年是0.458，刚才我说的联合国公布的数字2003年是0.447。也就是说按照联合国的数字，从0.2上升到了0.447，现在可能更高，那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翻了一倍以上，怎么是缩小了？

第四个观点，贫富悬殊持续的原因何在，这是我要讲的的重点。简单地说，之所以贫富悬殊加大，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因素的过度膨胀。但是主流经济学家是拒不承认这一点的。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它说：“必须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有一个根本的定性的认识，它绝不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而是共同提高后的差距”，我对这个观点是不太认同的。

马克思说过，任何消费品的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后果，而生产条件分配本身表明生产方式的性质。马克思的意思是：分配是决定于生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的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必然带来两极分化，按劳分配就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方针。我觉得是正确的。按照这样的正确方针，生产条件是多结构的，但是公有制是主体的。那么这样的分配必然要拉大差距，但是差距不会很大，肯定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但是如果不贯彻那个合理的方针，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被削弱、被动摇，甚至被改变，那么合理的界限必然就难保了。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实际情况，根据全国工商联今年3月份发布的一个《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的报告，它的数据显示2005年以内全部的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9.7%，外资包括港澳台的产值占15%到16%，这两项加起来就是65%，超过50%，那公有经济当然就在50%以下，这个“主体”还能存在吗？这是从生产的GDP指标来衡量的。另外一个统计，是宏观经济研究院原来的一个研究员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数字，现在统计局不公布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比例的数字啊，研究工作相当困难，但是他下了苦功夫了。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把重复的部分（比如说国有控股企业现在统统算作公有经济，实际上它很大部分是私人或者外资的）剔除掉以后计算的结果，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22.6%。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公有经济为主体”就虚有其名了。现在沿海的广东、浙江、福建已经公开承认：我们早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了。而我们还在说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我们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现在公有经济，我感觉还是比较可靠的，中央有169个直属企业，像宝钢、一汽、二汽这些。原来是196个，现在是169个。但也不完全是公有的，也有私人和外资的成分。私人经济（个体经济不算在内）和外资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现在我们不讲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但是在经济上“资本家”这个称谓还是能成立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概念应该还是能成立的。这些企业是资本家占有的，是雇佣劳动的制度。在这种企业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或者叫“剥削”。那些资本家的代言人，包括高层管理人员（CEO），也能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或者说私营企业主）和高管人员他们之间与广大工人群众必然要存在很大的差别，产生两极分化。因为工人所得到的，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微薄的工资部分，有的甚至不能保证微薄的工资。一天干12到16个小时，有时干完了活还拿不到工资。即使不说那些非正常的情况，他们也只能得到微薄的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部分，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我有一个统计数据，在全国的私营企业里年平均工资是8033元，相当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55.1%。私营企业对工人的剥削是相当残酷的。私营企业主呢，年收入是110,474元。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差距是12.75倍。少数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那个差距就不是十几倍了，而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比如科龙，它的最高的年薪是450万，它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是560倍。

私营企业里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那么同在一个社会里的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不能不受影响，也攀比、仿效，所以国有企业就推行高额年薪制。针对高额年薪制的性质，我在《当代思潮》发表过文章论证，它已突破按劳分配原则，而是具有摄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分配。因为如果是按劳分配的话，它应该与工人的工资不会相差太多。当然他的脑袋要灵活一些，劳动能力可能是比工人要强一些，所以工资是应该高一点，但又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高到几十倍，那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严格的计算方法，但是可以按照经验大概地测定出来。比如改革以前，在全国的工资里，毛主席是一级，最低的国家干部是二十五级，一级和二十五级的差距不过十倍，全国来看那是按劳分配啊。在一个企业里也是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一个一级工和一个八级工的差距不过一两倍，一个工人和厂长的差距也不过是三五倍，而且是大企业才有三五倍，那是按劳分配，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现在统统都说成平均主义，这至少是一种曲解。那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工程技术人员给得偏低。即使是国外的情况，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差距也不过是八九倍，大企业像奔驰是七十几倍。按照经验和测定，差距这么大，就已经不是按劳分配，是分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因素。现在国有企业普遍推行高额年薪制，高管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还没有看到全面的统计。但是国家规定了中央企业不能超过十二倍，高管最高工资是25万。今年全国人大上有一个代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他说河南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的年薪最高是25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