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改革开放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两次社会大转型，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的三峡”。第一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在东周或者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第二次转型出现柳岸花明，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此走上了理性、渐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民文化的现代化不归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在重铸“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下面，我先讲一讲历史文化，讲讲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所造成的权谋与暴力的中国。

第一次转型，中国从西周的分封的封建制转向了秦始皇的郡县制的绝对专制，花了550余年。大家注意，西周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它实行分封制、贵族制，与晚熟的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相似。周天子只是诸侯们共同拥戴的天下共主，其权力往往不能到达诸侯国之内，诸侯们是实行“自治”的。但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从相对专制主义走向了绝对专制主义，建立了层层任命、层层施控的郡县制官僚制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经历的阶段，西方在封建社会之后便直接进入了法治分权、多中心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时代。

在现代西方，总统、州长、省长、市长、县长的权力范围是由法律界定的，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市长或县长也没有必要执行总统或省长的指示或文件，他们只对选区内的选民负责，只有选民可以决定为官者的命运，而不是上司。因此，总统、省长、市长、县长，还有立法、司法、行政、新闻、中央银行、审计等都是独立的或近似独立的权力中心。先进国家的央行如美国的美联储、德国的联邦银行都是几乎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避免总统或总理在选举时出于争取选票的目的，操纵银行，造成虚假的繁荣。先进国家的审计部门要么隶属于议会，要么隶属于法院，要么完全独立，总之，不能够隶属于行政。如果隶属于行政、隶属于县政府、市政府、县委、市委，必然不会有公正、认真的审计，谁还敢查处拿着自己饭碗的顶头上司！上面讲的是现代文明的国家制度完全不同于秦始皇的绝对专制主义。

中国古代的绝对专制主义既指政治上的独裁，如《史记》中所说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礼记》中所谓的“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赵匡胤之“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朱元璋之无限君权，罢黜丞相；绝对专制主义也指经济上的国家、官府垄断资源，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多数朝代的打击私人商业、崇本抑末的政策；还指文化专制主义，如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朱熹的儒家天理、朱元璋与康熙雍正乾隆的文字狱。

中国古代的绝对专制主义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儒法互补、阳儒阴法的，即对外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却是法家的阴谋权术，法家韩非子的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泛滥。韩非子的帝王术、监视群臣术、专制治国术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由此，中华民族不断地强化权谋与暴力的思维，成为崇拜计谋与血腥争斗的民族，其权谋与暴力思想源远流长、极其发达――

老子堪称中国权谋之祖，毛泽东就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是说，“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才是“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按照此逻辑，老子主张“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即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即韬光养晦，避免枪打出头鸟；“曲则全”，即委曲求全，跪着生，“识时务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汉奸无数；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也就是，先假装给予对方、满足对方的条件，稳住对方，然后收拾他，如楚汉相争时，韩信想当齐王，刘邦差点勃然大怒，张良踢了刘邦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派人送玉玺封韩信为齐王；后来，刘氏夺得天下，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这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先假装给予，然后兔死狗烹。老子还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主张后发制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即统治者不能得罪了贱民，必须深入群众，然后高高在上，做所谓的“人上人”。

鬼谷子是中国阴谋主义的代表，他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意思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

孙子、孙武是中国乃至世界兵法谋略的鼻祖，西方兵法的鼻祖是克劳塞惟茨，比孙子晚2000来年，充分说明了中华谋略的举世无双。孙子称：“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兵以诈立”等，这种诡计思想即使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但他竟鄙视诡计、不愿偷袭。中国现在流传下来了3000来部兵书，它们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著名的兵书有《武经七书》包括《六韬》《三略》《孙子》《吴子兵法》等，还有《孙膑兵法》《曹操兵法》《诸葛亮兵法》也就是《心书》，《兵经》《兵垒》《百战奇略》《投笔肤谈》《登坛必究》《太白阴经》《曾胡治兵语录》等。

韩非子是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总设计师。他主张玩弄权术、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独断”、独裁，甚至提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即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这是极其反动的思想。可惜的是，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一辈子为独裁统治者出谋划策，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也没有好下场，这是专制社会阴谋与暴力的必然结果。西方也有韩非子似的人物，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支流，而不像韩非子代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马基雅维里被当代评论家Leo Strauss称为“罪恶的导师”，莎士比亚称之“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当代管理学中“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为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代名词。但是，韩非子哪怕在中国当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尊法批儒运动中也被尊崇。

中国人几千年血腥的夺权、内战，无法消解的仇恨，世代复仇的信念，光怪陆离的《三十六计》和三千部兵法的应用，《水浒》、《三国》中杀人游戏和诡诈计谋之妇孺皆知、津津乐道，委琐复杂、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猖獗的腐败，信用的堕地，口与心最大程度的背离――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阴谋诡计，以及“引蛇出洞”，揭发告密，虚报浮夸，见死不救等现象都说明，我们迫切需要重铸“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前面说过，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也就是从愚昧、前现代的状态转向高贵、文明的社会，转向民主、法治、清廉、道德的国家。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小康”、物质上的富有，而在于塑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也就是说，第一次中国的社会大转型造成了绝对专制、权谋暴力的中国，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将要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所谓“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就是要抛弃封闭、专制、人治和官本位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令人鼓舞的是，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的今日中国，仅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建立“法治政府”、“透明行政”方面就已取得重大的进展，保护人权产权的条文也已经入宪。现在，中国人民应当再接再厉，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建设“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我曾经提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所谓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三要融入新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我认为，对于东西方一切文明、思想、传统，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

由此分析，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工具理性文化之科学、技术等；社会理性文化之民主、法治、人权、分权、监督、制衡的思想；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府制度、现代新闻制度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经济民主、民众持股、职工参与、全民福利；守法守信、公平公正公开、竞争高效、自主负责以及最小成本、最大效益、最佳管理等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是：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爱国主义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精神等。

“新社会主义”是与旧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我的一个提法，旧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新社会主义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制度。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联邦制，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建立现代文明社会。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既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又要致力于实现民主法治与全面的社会公正。新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第三是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产权。新社会主义的政治是：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标，建立人民的国家。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人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励工人股份的联合以达到控股，工人在股东大会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所得税、遗产税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共同富裕。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实行社会民主，保护人权，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充分就业，阶级合作，地方自治化。新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价值观，推崇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民为本，建设人民之家。强调公平、人道、民主、自治、文明、开放，反对特权腐败、残酷专制、愚昧封闭，反对原始市场经济、野蛮资本主义，致力于建立现代文明制度。

我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建立“现代中华文明”就要铸造“诚信中国”、“大爱中国”。

只有诚信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诚信，就是要恢复人际之间的信用、人民对官员的信任；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爱对手、爱敌人，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妥协、互让、和解的精神。

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很难说有人道，只有兵道。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以阴谋为智慧、以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宗教世界却主张宽容。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长、1位同学。可是，副校长的夫人却给凶手卢刚的家人写信，说：“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中央电视台也有一个节目，讲一位美国母亲去监狱探望杀死自己女儿的罪犯，首先问对方：“你好点了吗？”耶稣也要求信徒宽恕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发达国家大多数都废除了死刑。而中国人对待杀人犯肯定要求法院判处死刑，否则，受害家属会不断上访，不“杀人偿命”决不罢休。

其实，“大爱” 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和为贵”、“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思想，孟子提出“仁政”，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有非暴力思想――他说：“善战者服上刑”，他反对战争的原因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倒霉的总是人民。道家的庄子提倡宽容、多元化、反异化、反暴力的思想――他提出“宽容于物”、“兼怀万物”、“天地与我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