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正文
21世纪上半叶,我们面临带根本性的三大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面对挑战,应对之策可以归结为三大战略:第一个大的战略,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第二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第三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现在,国际舆论的热点之一,是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对亚洲和世界来说,到底是祸还是福,对此,人们的认识与估计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联合召开此次圆桌会议,就是想提供一个平台,让亚洲和世界的有识之士,包括重量级的政治家,也包括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就这个问题深入地展开研讨。
我们想把此次会议开成寻求共识、寻求智慧的学术交流会议,而不准备开成政治性的会议,当然更不是那种争论和吵架的会议。我们说要寻求共识、寻求智慧,是因为,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我们的知识不够,经验不够,需要向国际经验和人类文明学习。为便于大家展开讨论和贡献智慧,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向各位介绍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思考。
一、严峻挑战与战略抉择
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
两年前,当我们首次在这里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时,已经描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面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三大挑战,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可以归结为三个超越,也就是三大战略:
第一个大的战略,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全世界用了250年时间,才使15亿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而我们却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使15亿人进入工业化。显然,不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跟上人类文明前进步伐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而发展依然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下决心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那种以暴力手段去掠夺资源和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也不走二战后那种冷战对峙、称霸争霸的老路,这就既超越了旧式工业化道路所必然带来的争夺资源大拼杀的旧路,又超越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的冷战思维。我们不争霸、不称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我们勇敢地实行改革开放,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通过学习、借鉴乃至引进人类文明的各种有益成果,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走向崛起。
第三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活力与失范并存、效率与失衡同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领导层着眼于构建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网络,来提高执政水平、改进社会治理。目前,中国政府的职能在逐步转变,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在积极建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在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在逐步发展。
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这三大战略,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和平与和谐,对外和平、对内和谐,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其着眼点就是要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二、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
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决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一直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可以大体干出个眉目来。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兴旺发达并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带根本性的不竭动力,是创新。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成功地应对“三大挑战”,有效地实施“三大战略”,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决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一直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可以大体干出个眉目来。中国政府已科学地规划了在21世纪上半叶分三个阶段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再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这个目标,就算摆脱不发达状态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也就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了。
在这个大的规划框架之下,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为了应对挑战,着眼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着眼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正在分门别类地积极研究和制定近期、中期和远期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发展战略,环境发展战略,人口及应对老龄化战略,科技和教育发展战略等等。就以能源来说,过去20年中国以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未来20年要实现GDP再翻两番,能源如何平衡,如何开源,如何节流,如何走节约型发展道路,都已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奋斗目标的制定,规划的研究,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具备的优势和基础。现在,中国有潜力最大的市场优势,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社会政局稳定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优势,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工业基础优势,不断扩展的基础设施优势,不断优化的法治环境优势,以及勤俭节约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由此而来的储蓄率高、民间资本丰厚的优势等等。
谈到优势和基础,我还想特别提请各位注意,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更广大地开源的几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长点:
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具有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的城市群,也包括中西部地区正在兴起的一批中心城市。它们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主要制造业、服务业和物流、金融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地,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国际经验的集聚地。未来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对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主要来自这些地区。
比如,具有改变自身相对贫困状况愿望的广大农村劳动力。他们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也是用工业文明改造贫困乡村的生力军。在注意培训的条件下,今后他们将以每年近千万的数量愈益有序地进入城市,这一方面将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的生产力,并不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
比如,由改革开放而迸发出来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巨大活力。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但可以充分释放国有资本的发展活力,不断推进新型的集体和合作经济,而且可以持续吸引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包括中国大陆的民间资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资本,以及国外资本在我国的创业活动,有利于形成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创业机制,有利于容纳庞大的就业人口。而且,中国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和各类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也从中发展壮大起来。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兴旺发达并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带根本性的不竭动力,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其它各方面的创新。
三、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离不开13亿至15亿人口这个基本国情,离不开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以自己为主消化发展中的诸多难点。包括消化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始终面临的超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以及资源、环境问题等等。
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极重要的中国特色。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极其需要研究国际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认真研究和借鉴从东亚到欧美再到拉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经验,使中国人从理论到实践都打开了新境界。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内在的、长期的、客观的需要。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对待国际经验方面,有四个不能学:首先是,那种通过发动大战去掠夺别国资源的野蛮行径不能学;其次是,那种热衷于输出意识形态、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搞集团政治的冷战思维不能学;第三是,那种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人类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式经营不能学;第四是,那种向外大量移民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行为不能学。我们这个民族在一百多年中吃过许多苦头,我们的体会是:一切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赞同“拿来主义”,我们主张洋为中用,我们努力把人类文明成果中国化。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式”也好,“中国特色”也好,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出发,立足于走自己的路;就是着眼于以自己为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消化自己的难题,不给别人制造麻烦。
进入21世纪,面对时间和空间条件的一系列新变化,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二个20年的繁重任务,面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难点,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我们需要继续下苦功,大进一步地深化对“中国特色”的研究和实践。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是包括一系列具体内容的,比如: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和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这一系列的“中国特色”,都离不开13亿至15亿人口这个基本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