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

主持人：各位读者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冒雨过来听郭于华老师和刘苏里老师来谈阿伦特。说实话阿伦特虽然一定程度上相比于其他思想家，她被大家了解的更多。但实际上她仍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思想家，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阿伦特的粉丝乃至真爱粉。我相信郭于华老师和刘苏里老师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启迪。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首先请刘老师。

刘苏里：大家下午好!我一进门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没人呢，我跟她说咱们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几个朋友闲聊式的也挺好。反正这个话题是有一定的深度，还有点沉重的话题。像这样很商业性的活动场所，未必是一个谈起来效果好的场所。我一进来看这么多朋友，你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下雨天跑到这来听我们谈什么阿伦特，不光是我本人，郭教授也不是阿伦特专家。主办方在请谁来谈今天下午这个话题的时候颇费周折，有一些最合适的人不能到现场，猪鼻子插葱装象。虽然我专业是政治学，我也比较喜欢读这方面的书，很多年以来也一直研究，我毕竟还是一个看客，我完全没有资格很专业地来讨论这个阿伦特的问题。

大家手上看的书，最早出的时候是跟素面的白皮本就叫《责任与判断》，包括跟这本书这一次修订版前后，时间不长的出版的一本书《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这两本书它所谈论的话题就非常接近。我刚才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亲身体会每天经历这样的问题在阿伦特那她是不断在抽象，试图提高到一个相对理论的高度。最后具有普遍的衡量价值，据我所知阿伦特最后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这两本书的阅读过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在广告上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有一个广告，政治性的思考就是政治行动本身。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会在讨论过程当中，甚至从苏格拉底一直谈到今天，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我还是扮演我擅长的角色，我以提问者的身份我多向你提问题。这样的话会扬长避短，我们两个人避一下短，不是就这个文本讨论这个文本。不知道大家有多大的兴趣是本着这个文本来的，有多大的兴趣是我们有这个文本而引发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我想向郭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而在阿伦特这是一个作为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触点，是她关键思考的一个触点就是关于“恶”以及恶的起源。人性中的恶是怎么来的?在阿伦特这怎么就分成平庸之恶，我们讲语词的对应关系，有平庸之恶，还有不平庸之恶。

郭于华：我也不是专门研究阿伦特的，这本书其实我也没来得及看完，我周五才收到这个书。我以前对阿伦特感兴趣是因为读她最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上社会学理论课，政治社会学理论都会读到这本书，认识阿伦特是读这本经典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的。对她的研究，她相关的文章也读过一些，但绝对不敢说对阿伦特非常熟悉，或者说有透彻的研究。我想首先是感谢大家，这么不好的天气还有这么多人来，路上还跟苏里老师说，今天应该没什么人，就几个人聊聊天也挺好。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关注阿伦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让人觉得欣慰的事情。

我们现场的这个广告，这个题目的设计，我觉得设计的特别好，一看就觉得深得阿伦特精髓，无“思”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好像一下触动到心里很迫切、非常解渴的话题。我努力地回答苏里老师的问题，但可能不能回答得让大家满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根据大家的了解，阿伦特特别重要的贡献，可能不在于对问题给予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对我们的社会去进行思考，而不是给一个现成的答案，这可能是阿伦特今天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方面。

刘苏里：她后期的研究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直到她去世几乎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审判到她去世整十年多的时间，最后没有产生一个完整系统的论断。一方面可能是它难，你要读她的书的过程当中，包括《人的境况》，还有《共和的危机》的危机，要做很多边界厘清工作的事情。再一个就是是她的重要性，不仅历史给我们提供很多答案，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所谓责任和判断，判断什么意思，就是是非、对错、善恶、好坏，我们遇到这样的境况而它的复杂性，它的难度太高，来不及抽象，再给她十年的时间可能够了。

郭于华：关于“恶”这个题目既是一个哲学思考之维，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之维，当然阿伦特她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大家知道她的观点、她的思想又跟她作为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这样一个切身的经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她对于恶的感受、理解到对其加以思考做出哲理的分析，其实是有着切肤之痛，有着她非常切身的现实基础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汉娜・阿伦特》那个片子大家都看过吗?她探讨的问题的起因那个报告。很多人不同意翻译成(封面的)“平庸之恶”，书的里面很多地方用“恶之平庸”来概括，她提出这么一种分析性的概念，不完全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分析性的理解。虽然因此遭到很多的误解和攻击，但是读她的东西，你还是能够看出她想探讨的东西是什么，她并没有否认那样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给不光是对犹太人(犹太人也是人类)，它给整个人类造成的巨大伤痛，从它的表象来看，它应该是一个极端的恶，一个绝对的恶，但是恶之平庸性和恶的极端性绝对性是什么关系?我觉得阿伦特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这种体制、制度造成的恶和公民的个人责任是什么关系。

刘苏里：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或者是个人责任与制度、体制、体系政府之责任。

郭于华：她着重探讨这样的一个关系，艾希曼这个人，如果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一个个体身上，他是一个极大的恶的形象，就像是一个魔鬼，这个时候就等于说是归结到一个个体身上去了，而实际上它背后强调的是个人在体制当中作为体制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这是什么样的关系。阿伦特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说用体制之恶遮蔽个人之恶，而是重在探讨集体的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这样一种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这样选择的难题。当你参与政治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这个时候个人应该如何做?

阿伦特把恶之平庸归结到不思考、思维的匮乏。她所说的思维是一种人的自我反思，人的思维。在她看来思维特别重要的几个作用是，一个作用是她在书中说的――“揭露一切未经审问明辩之意见的偏颇”，有一个纠正偏颇的作用，这些偏颇是没有经过思考造成的;把那些我们习以为常，而且经常冥顽不化之价值、学说、教条，信念的偏执迷妄加以铲除，这是思维最重要的作用;同时她说思维活动还能酝酿出良知，也就是说你能够去分辨善恶，能够分辨是非;当然还有就是第三个层面，思维活动还能够确保人的道德的完整性。

阿伦特把恶之平庸性跟思维的匮乏，即不思考、不反思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理解，我想借用哈耶克的那本著名的书《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意思，我想这本书大家也比较熟悉，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指令性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借用这样的表达，我想说，不思考，是通往邪恶之路，这是对恶的一种理解。

大家知道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所有的人，把他的部下都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人们的生命和思想。如果联系到我们社会的现实，这个比喻不难理解，咱们这用的比喻不是齿轮，我想问问大家用的是什么?对，螺丝钉。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变成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是一个机器的零件，它怎么可能有自己的主张见解，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这个螺丝钉非常的自觉，像《雷锋日记》里说的，“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这个螺丝钉还不用别人来拧，它自己拧的特紧，而且把自己弄的闪闪发光不生锈，这就是极权体制下作为个体的一种处境，不思考就会带来这种螺丝钉的命运。这个过程当中，阻碍你成为齿轮、成为螺丝钉的唯一障碍就是思考。或者说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动性是形成这样一种极权体制、变成齿轮和螺丝钉的最大阻碍。

刘苏里：我打断你一下，阿伦特这么说肯定是有人质疑她，特别是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我刚才扫了一下在座的朋友们，超过50岁的人并不多，除了这位老先生以外。我相信超过45岁的人也不多，如果不到45岁的话，不太会有感受，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阿伦特批评的地方，因为阿伦特她在讲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时候，她特别强调个人的责任。强调恶是因为大家不思考，有一种情况，你根本整体不知道思考是什么的时候，你告诉我所谓恶的来源和人不思考或者思考的匮乏有关，如果我们想细致的厘清这件事情它成了无源之水。我们两个经历过不知道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单位所造成的状态下，谁大脑是有思考能力的，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年轻的朋友不知道40年以前的中国，你大概多少知道一点今天的北朝鲜，北朝鲜的人性在政治领域一个共同体的生活中，它的人生当中的恶是跟他的不思考，他怎么思考。北朝鲜连马恩列斯的著作都不售卖，因为他们不信那个东西，他们信主体思想。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怎么来区分北朝鲜制度下个人的恶，第一它跟所谓不思考和思考的匮乏有关，他根本不知道思考是什么，也没有思考的参照物，也没有思考的对象，也没有思考的资源。其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检讨这个制度之恶，而制度之恶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责任，阿伦特一再强调像艾希曼要承担最后解决法案他所应付的责任。

我不觉得阿伦特在谈到制度之恶的时候，她像谈论制度下的个人之恶这么的使劲，或者说她后头关于责任与判断的思考核心在个体这，而不完全是制度，当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谈制度谈的多。你是怎么看她有一种状况下，个体所谓恶的来源问题，以及个体的责任与制度的责任或者是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郭于华：我觉得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只阿伦特会涉及到，她毕竟还是涉及到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这个在极权体制下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她还是涉及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只阿伦特，很多思想家也都涉及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一个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也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大家在争论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说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在制度、文化和人性这三者之间，大家其实有很多争论。因为不乏文化决定论者，很多人会说今天中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传统当中就缺少了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因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专制统治，它和它的意识思想文化是吻合的。

当然很多人就会不同意，我们把责任都归祖宗那去了，好像我们祖上没这个，我们今天就可以不走上宪政民主的路径，不加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也有人不同意归因到文化，认为制度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好的制度能够造就善，能把人性当中善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样人性又出来了。大家往往在这三者之间争论不休，到底哪个是决定性因素?这样讨论就进入一个循环状态。制度和文化造就人性，恶的人性又不能进行文化创新，它在制度上也不能进行制度创新，好似一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我想这样思考这个问题，这三者之间其实应该说是一个互构、互动的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中，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今天中国的困境，其实是三者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虽然我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互构、互动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要破这个局，我们要破除这样的恶性循环，只能从制度层面入手，从制度层面进行变革和推动。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从制度，当然主要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吗?从这里开始社会转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