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20世纪拉美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自19世纪独立以来，拉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先后经历了考迪罗独裁统治、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直至现代民主政治等多种模式。拉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历时久远，艰难曲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尽管国内学者对拉美现代化进程曾做了一些研究，但对拉美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史密斯的《论拉丁美洲的民主》一书则为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把难得而又有效的钥匙。

彼得・史密斯教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西蒙・玻利瓦尔讲席教授，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的前主席。他曾出版过20多部著作，其中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合著的《现代拉丁美洲》(第三版)早在1996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大学拉美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在谈到撰写《论拉丁美洲的民主》一书的初衷时提到，原本想综合当代拉美民主化方面日渐增多的文献，为学生和公众提供一本易于查找的参考书目简介，但在开始这一工作之后，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拉丁美洲民主的当前阶段有何新奇独特之处?怎样将其与早先的一些民主片段相比较呢?”结果令他诧异的是，“我发现目前的学术研究对此惜墨如金，涉及极少。解决办法无他，我必须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序言第2页)。

《论拉丁美洲的民主》全书40余万字，除了“序言、引言、尾声”之外，共分四个部分，十二章。四个部分的题目分别是：历史的视角(1900-2000);选举场域;民主的质量;民主的考量。作者旨在通过这本书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呈现当代拉美政治民主化的一副整体图景，二是回答前面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笔者在通读全书之后，试图对史密斯先生的两个目标的答案以及他有关拉美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简要概括，并做适当评论。

一 20世纪拉美民主化转型的三个周期

为民主而斗争是拉美现代史的关键特征之一。与大多数同类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最近30年不同，史密斯先生的研究关注了1900年至今的一百余年的时间跨度，这使作者能够把拉美最近的政治表现置于恰当的历史时段中深入观察，揭示出拉美政治转型的突出特点。

为考察拉美政治民主化的转型，作者首先对“威权体制类型”和“民主”做了定义。威权体制是拉美政治民主化转型的起点。作者将威权体制分成了两种宽泛的类型，一是人格化的威权体制，包括了传统的军事独裁、技术官僚国家、委任半民主制或苏丹式专制。所谓人格化的独裁是指由主导政治进程的意志强悍的个人进行统治。二是制度化的威权，包括军事执政团或官僚威权体制、一党制或职团主义体制。与前者不同，后者权力并不专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委员会、官僚集团或机构(第53-54页)。在拉丁美洲步入20世纪之初，它的政治统治呈现出三种形式：一是军事独裁体制，即考迪罗体制。二是中央集权型专制，如墨西哥的迪亚斯;三是“竞争性的寡头制”，即寡头威权统治。

关于民主，作者提到了三个原则，即参与原则，大部分人口没有被排除在政治权力有效角逐之外;竞争原则，存在为获得人民支持而进行的自由、公正和周期性的争夺，换言之，即合法的选举;问责原则，政治统治者和民选代表作为选民的代理人，为了继续留任，必须证明他们的行为和决策的正当性。民主理念的运用需要实施机制，作者引用了罗伯特・达尔提出的8大制度保障，即(1)成立和参加社团的自由;(2)表达自由;(3)选举权;(4)担任公职的资格;(5)政治领袖通过竞争获得支持和选票的权利;(6)不选择的信息来源;(7)自由且公正的选举;(8)制定政府政策的机构取决于选票和其他人民偏好的表达方式(第12页)。达尔提出的这8个方面从整体上阐明了一个“完善”的民主的特征，但在现实中，这些条件并非总是同时齐备。因此，在该书中，作者抓住了民主的两个关键维度加以考察，即选举和权利，选举构成了“程序民主”部分，权利构成了“实质民主”部分[1]。

作者接着指出，在20世纪的拉美政治史中，选举民主存在4中类型：(1)民主，国家领导人取得公职是自由且公正选举的结果;(2)半民主，领导人获取公职是通过自由但不公正选举的结果，或选举并非权力的基础;(3)寡头制，选举大致公正但不自由，候选人来自统治精英，选举权仅限于很少一部分成年人口;(4)不民主，即独裁制或军人统治(第30-31;413页)。

通过对拉美19个主要国家百年选举民主的考察，作者绘制了一张图表，并提出了拉美政治变革的三个周期理论(第34-36页)。第一个周期是1900―1939年，主要由寡头竞争体制主导。在这一时期顶峰的1910年左右，寡头间的竞争性选举在一半以上的拉美国家盛行，其中也存在民主兴起的迹象，如墨西哥(1911-1912)、阿根廷(1916-1929)、乌拉圭(1919-1933)，还有20世纪30年代初的智利，但总体看，这是一个通过选举手段进行寡头统治的时代。

第二个周期是1940―1977年，这两个年份分别标志着选举民主的部分兴起和近乎完全的消失。准确地说，这一时期的民主曲线是M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原有的3个国家外，又有6个国家出现了民主政治，从而显示了民主政治上升的势头，但50年代初由于军人政变，这一趋势出现短暂下滑。不久又相对迅速回升，在1960年达到高峰，有9个国家实行选举民主，3个国家是半民主制，总数达到了12个。此后，60年代和7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主要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到70年代中期，只剩下3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

第三个周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8年，该地区已经有15个选举民主国家，4个半民主制国家，到2000年拉美接近90%的人口正享有民主。

作者指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拉美的选举民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1900年前后，这一地区尚无民主可言。但20世纪初民主化进程开始出现，到2000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都进行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民主正在崛起”(第34-35页)。

政治的转型源自于社会的需要，民主包含着利益冲突。作者很重视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认为，拉美的阶级结构影响到该地区的冲突与和解模式，社会联盟的形成与否对政治变革的进程意义重大(第21页)。拉美民主化的三个周期揭示了社会阶级行动的三种宽泛模式。在第一周期，是传统的精英在推动民主化，上层阶级或为互相竞争，或为笼络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因而产生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的自上而下的实验。第二周期，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城市化的工人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对民主变革产生了有效的需求。由于普选权加强了竞争性政党的作用，改良派政治家们通过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提高外企税收或国有化来取悦选民。第三个周期，许多力量同时发挥作用，组织化的劳工、中产阶级，在中美洲尤其表现为重要的外国力量和国际社会。在第三个周期和最后的阶段里，体制内的当权派与异己分子之间的协商谈判也发挥着显著作用(第64-87页)。

民主转型的实现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经由断裂转型，即与威权主义实行一个完全的和暴力性的决裂，带有准革命的性质。二是通过改革的转型，这是一个当权者与异见者互相让步的谈判过程。通过改革而实行的渐进务实的变革往往是增量的而非革命的，旨在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政治转型(第77页)。在拉美，人格化的独裁体制最容易被大规模的暴力所推翻，如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苏丹式体制大都是以断裂的方式垮台的。制度化的威权体制则有着更加灵活的退场方式。其中的主导方式是通过改革的转型，即后来所称的“契约式”转型。发生变革的关键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与反对阵营中的温和派之间达成一种谅解或谈判契约。

作者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是预先注定的，许多民主转型都是技巧、机遇和情势三者合力的结果。然而，一个长期的趋势依然贯穿始终，独裁日薄西山，选举民主方兴未艾(第86页)。

二 拉美民主当前阶段的新奇独特之处

如前所述，回答“拉美民主当前阶段有何新奇独特之处，民主的最近周期与早先的民主片段有何不同?”的问题，是激起史密斯先生撰写此书的一个主要动力。

作者的大部分比较研究集中在民主化的第二阶段(1940-1977年)与第三阶段(1978-今)间的不同之处。这两个阶段都是大众政治时代的民主，但是，对当时的上层阶级来说，第二阶段的民主是“危险的民主”。因为这一阶段大众政治达到了顶峰。工业化带来了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扩张。中间阶层包括城市的专业人士、公私部门雇员，技术工、手艺人以及小业主，有时还包括中小农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断增长的政治包容性要求，同时也加强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互动(第70页)。工人可以通过投票箱、有组织地罢工来发挥政治影响。一些国家推出工人津贴计划，有的国家提议征收累进所得税，实行对外国资产的国有化，不少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这些政治表现的背后是更为激进的行为。受古巴革命的影响，拉美涌现出了三十多个武装游击队运动，他们想用武力达到通过投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帝反美成为日常话语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各种形式主导了思想界。美国的评论家宣称，整个拉美已经处于革命的前夜(第384页)。

对这种大众政治民主深感威胁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精英、土地所有者和工业领袖”，他们是政府再分配政策中损失最大者;其次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一部分支持社会变革的民主呼吁，一部分则感到恐惧并心怀抗拒，特别是那些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人员，很怕社会结构的变动会导致其声望和财产的损失。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中产阶级就抛弃了它与组织化劳工的策略性同盟，转而默许独裁的解决方法(第72页)。第三是军队的军官(秘鲁和厄瓜多尔军队除外)，他们不信任民主政客;第四是美国，在冷战的阴影下，美国政府坚决与任何可能被泛泛地称作左倾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府做斗争。这四个因素将民主视为危险的挑战，其中最根本的威胁是它可能导致激进的政策。正是基于对这种威胁的担心，才发生了美国支持的一系列军事政变(第385-386页)。

与第二阶段的民主不同，第三阶段的民主变得安全了。首先，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全球化，导致国家权力的大幅度削弱，剥夺了国家维持急需的社会计划的能力。各国决策者仅拥有为数不多的资源用来解决其经济和社会问题。全球化削弱了组织化劳工(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议题。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因苏联政权的垮台而受到冷落。民选政府对新闻自由实行系统性限制。大众政治的力量失去了连贯性和威力。其次，在政治转型国家，继任的文官政府接受了与军人政权的“转型契约”，这种契约对随后的政策实行了严格限制，继任者要承诺“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将不可侵犯”，并同意系统地限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和群体。结果，尽管从程序民主的角度看，最近阶段的民主化均奉行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原则，但从实质民主的角度看，公民权利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导致“不自由民主”普遍确立。“换言之，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被驯服了”(第19页)。拉丁美洲的民主不再对国内精英或国家资本造成威胁。

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民主的这些不具威胁的性质，才使得自由且公正的选举扩展到如此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