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时间并非由地球和太阳的相对位置所决定，永远是等值的，――天文时间如此，但在表示先后的人文时间长河中，某些特定的时刻、某个特殊的年代，因具有若干特殊的意义而常 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尽管20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叶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国力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取得了“八十年代”所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但这些成就和进步依然无法掩盖和冲淡“八十年代”的光辉。所以，自“八十年代”终结20年来，这一特定时段一直是学界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综观这些议论，笔者感到，作为一个被“叙述”和被“重构”的对象，“八十年代”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面目全非，尽管它的创造者和当事人仍然健在。

一

在“八十年代”终结之初，受制于当时特定的语境，有一部分学人对“八十年代”取一种“落井下石”的态度，这一点甚至在创办较早的同仁刊物《学人》中也有所表现，尽管这一点是通过反省“八十年代”的所谓“学风”这一学术形式出现的。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的自觉适应和顺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学界内部分裂的继续，一部分人实际上在借势打压另一部分人。笔者认为，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在这里，对“八十年代”的内部构成和自身演变的不同阶段稍作剖析，可能是必要的。笔者感到，这里首先必须界定一下“八十年代”的时间范围。“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八十年代”也不是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被人们所反复提起的“八十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括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意义和思想史意义。

从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实际历史情境看，这个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可以具体断分为三截：一截是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光景，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主要矛盾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观念博弈，通常所说的“思想文化界”其时的确尚未形成，这一时期最醒目最活跃的的确是所谓的“理论界”1。从1984年开始至1986年底，构成了“八十年代”的第二截，这一截突出的主题是“文化热”，是“反传统”，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文化界”基本形成，但活跃的“理论界”这时仍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从1987年春至1989年的春夏之交，构成“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截，这一截的主流思潮除继续“反传统”、“全盘西化”外，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思想博弈又重新浮出水面，并酿成巨大的政治事变。

与上述时段划分相一致，在整个“八十年代”实际上有三部分人在活动。在第一个时段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党内理论家”，他们主要是以周扬、于光远、黎澍、王若水等为代表，由他们组成并领导的“理论界”，主宰了当时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是这批人而不是其他人来叱咤此一时期的理论风云，主要是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思想的堡垒尤其如此。以周扬为首的这一批人，可以说都参与了延安整风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周扬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充当了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言人。而这些人在“文革”前期均被打倒，“文革”后期又陆续复出，基于这种特殊身份，“文革”甫一结束，思想理论界就迅速成为他们的天下，形成“礼乐征伐”自他们出的局面。清算“文革”、反思党史、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反对“封建主义”、起用“异化”概念、主张“人道主义”、推动“理论务虚会议”的召开、参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和讨论等等，是这一批人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而1983年10月份开始的“反精神污染”，则使这一批“党内理论家”轰然倒地，并从此一蹶不振。这一部分人倒地之后，原来处在第二线的一些比较纯粹的学界中人则被推到了思想理论界的前沿，这就是以李泽厚和庞朴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的崛起。以李泽厚和庞朴为代表的这批人，事实上从“文革”一结束，也投入到了汹涌澎湃的清算“文革”的一系列活动中去，但他们所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反思”活动，而这一方面的活动与周扬等人进行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反思”活动相比，不能不处在第二线，所以，他们起初只能充当“党内理论家”的援军和追随者。现在，他们走上了前台。并且，一场铺天盖地不期而至的“文化热”的到来，更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文化热”，而且主要是“传统文化热”，不能不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关，甚至不能不与古典学术素养有关，这样，李泽厚庞朴等凭借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思辨天赋而领袖群伦。同时，以“新三届”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时也崭露头角，开始亮相。1986年底的学潮和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一方面使“文化热”遭受重创，另一方面，在新一波思想解放潮流中，“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倾向反而得到强劲反弹，更加不可阻挡。在此期间，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狂人”刘晓波和《河殇》编创人员，最能反映这一时段社会思潮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指向。由于整个文化界已经基本走向“激进”的顶点，在前一时段执文化界牛耳的李泽厚庞朴，则因对“传统文化”保存有若干“温情”与“敬意”，此时已显得有些“落伍”和“过时”，甚至已成为被批判和清算的对象。而成为这时学坛主力的，则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则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两大青年学者群体。尽管这两个群体也同样在为“全盘西化”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但他们当时在势头上是难以与刘晓波相提并论的。这不是说刘晓波比他们做得更好，而是“形势比人强”。这就是历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为时风所动、更愿意沉下心来走所谓“纯学术”之路的人，这时也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影响来，这在当时当然不被重视，而且，这些人对自己备受冷落的状况也并不满意和甘心。

二

应该说，近几年对“八十年代”的叙述，与不同的知识群体在“八十年代”的上述不同位置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对“八十年代”的历史书写，会因“书写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自我呈现的。而且，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成功者叙述出来的，以往的历史格局也从来都是由那些幸存者、有可能有条件言说与书写历史者安排的。从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对“八十年代”的不同叙述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历史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势利鬼。

譬如，“八十年代”最突出的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热”的出现。但“文化热”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认定。甘阳先生近年对“八十年代”多有谈论，作为“八十年代”的著名当事人，他说：“文化热”始于1985年2。而一本写于1986年、出版于1988年的“文化热”研究专著却指出：“文化讨论在我国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3而这一“文化热”的主角之一庞朴先生，1986年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到了1983年尤其是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于是一个澎湃的文化热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4从各种情形看，说“文化热”形成于1984年是可信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据，是1983年底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此一事件，如同上文所说，宣告了“文革”结束以来，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现实政治问题的时代的中断。这一时代尽管中断了，但1977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运动并未停止，人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并未减退。虽然不能直接谈论现实问题了，但人们依然选择了间接谈论现实的方式，这就是“文化热”突然而至的背景。对此，“文化热”的另一主角李泽厚近年说，“文化热”里“实际上包含很多政治内涵”，“文化热里实际上是借文化谈政治”，“文化热”“后面的潜台词是政治，讨论者是不是就[能]自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问题”5。实际上，有研究者当时就指出：“1984年以后，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性转变。……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移，开始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转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6总之，“文化热”的崛起不是在1983年，也不是在1985年，为何恰恰是1984年，就是源于1983年10月份开始的“反精神污染”事件所导致的言说环境的变化。但是，甘阳先生为何一口咬定是1985年呢？原因大概在于，他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1985年开始启动的。他可能由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新纪元就是由这个编委会开辟的。

这就过渡到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八十年代”那场“文化热”的“主体”是谁？对此，甘阳先生在一一列举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后断然指出：“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7大概是感觉到这样说有问题，他后来在接受访谈时纠偏说：“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此外，刘再复、王蒙等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8总之，“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但主体、主力是知青。而且，也不是笼统的“知青”，主要是习“西学”的“知青”，作为主要习西学知青的“头儿”，甘阳先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领袖地位。有采访者问甘先生：“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你……”，甘先生在答语中对“主将之一”的恭维话非但没有丝毫的推辞和谦让，反而在其他场合“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处处刻意突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形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甘阳先生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位置究竟何在？”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有两拨人在推动：一拨是所谓“主将”系列，另一拨是所谓“急先锋”系列。在“主将”系列中，肯定不会有甘先生！在笔者看来，能够进入八十年代“文化热”主将系列的恐怕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他们三个在当时、尤其是在当时的一代青年学生中堪称“如日中天”！李泽厚的“三大思想史论”，当时的青年学生人手一编，谁不阅读？！他所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风靡学界，被相当多的学人作为回顾与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与工具；他的所谓“主体学论纲”，为整个新时期知识界“主体”的觉醒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的“西体中用”论，则是此一时期最著名最有诱惑力的文化主张。与李泽厚相比，庞朴作品的“思想”力量可能相对弱一些，但“学术”的品位则似乎更为纯粹。他可能堪称此一时期“文化热”的灵魂人物：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中庸”平议》等文章，开近30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先河；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批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向纵深发展。至于王元化，他则是用两个行动确立了自己在“文化热”中的“主将”地位[0]：一是主编了此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丛书“新启蒙”，从而给“八十年代”作了最传神的命名；二是在海内外对“五四”的是是非非议论纷纷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五四”作了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辩护。总之，今天看来，只有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传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将人直接带回那个年代。

与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为代表的诸先生相比，甘阳诸位不但在年辈上低一代，而且在对当时整个社会和知识界的影响力上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甘先生是不能与上述三位相提并论的。――他非但不能以“主将”自居，即使将他放入所谓的“急先锋”系列，他也说不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谁才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甘阳先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其他言说者更是清清楚楚。不过，要把此点说透，似乎还需稍费笔墨，因为这与左右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紧密相关。当时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