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重读亚里士多德

最近，我重读了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对我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此书是政治学理论的经典之一。读后，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去思考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当前，人类面对的是动荡、不稳定、不确定的后现代社会。正因如此，谦逊回顾，认真学习古代前辈给后辈遗留下来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和切实。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长期以来对西方制度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内涵深造发挥着不寻常的作用。他提出一个独特的问题意识：“对于大多数的城邦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并从“中庸”、“中产阶层”、“社会稳定”等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城邦最能够给全体公民带来共同利益以及最优良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探究迄今依然跨越时空，保持着生命力，迫使当代人对现实政治生活进行反思。就我的祖国而言，它对日本社会的结构、国民性以及社会发展等提供着有力的线索。我站在“拿来主义”的立场，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营养，重新剖析日本这一与众不同的岛国，以及日本人这一独特民族的面孔。其过程也将给改革中、开放中、转型中的中国及中国人，带来可供借鉴的视角。

“政治研究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应该考虑：一，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二，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三，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四，最相宜于一般城邦的通用方式。换句话说，如何实现城邦的共同利益以及对城邦中存在的各种实际利益的承认？如何使不同类型的政体中所存在的不同的利益能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得到适当的反应，同时促进城邦共同利益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从他对现实政治持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从“中庸”视角看，亚里士多德认为：

“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又，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

从“中产阶层”视角看，亚里士多德认为：

“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阻止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者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总结：

“愈接近合乎中庸政体的政体必然就愈好。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中庸”和“中产阶层”视为“治理城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德性”在于“中庸”，中庸是实现“理性”的前提。一个城邦承担着的庞大中产阶层则是得到“优良治理”的前提，换句话说，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

不管是社会结构、民族传统、地理位置、国民性质、历史发展、对外交往、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日本在世界史上是属于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日本既是属于“东方文化”的岛国，也是近代以来吸收西方制度文化的“半西方国家”。从国家分类看，日本可以称是个“孤儿”。

以色列日本问题专家艾森斯塔特在《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商务印书馆，2008年）中提出：“谈起日本早年进行的一些研究探索的课题内容，那就是能否在一个具有等级制度、表面上受约束的，而且注重美学和个人修养的高度民主文明化的社会中找到幸福和达到人的价值完善。而这又转变为另一个问题，即有无可能将这些特质和经济的成功结合起来考虑。在所有的这些讨论中，涉及较早所指的日本人的强烈集团承诺意识、忠诚、和谐、一致，这些论题无论在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的讨论中都得到着重强调，并被视为理解日本社会独特性和其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所在。这些论题与西方主张的高度原则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态度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除了北方领土、冲绳县等极少地区以及80万在日华人等少数群体之外，日本的民族结构基本上趋于“单一”。“单一性”涉及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角落：信息、物价、观念、企业、家庭、规格、教育、语言、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随着历史的脉络与时代的发展，日本社会也逐渐培养着多元文化。“少子老龄化”是21世纪日本必须克服的最大问题。本着实现国内劳动市场流动化、多样化的使命感，“多元主义”将是日本人朝着未来努力下去的目标和途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的两大政党――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和自民党――的对内外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趋同性”。前一阵，日本政局实现了“变革”，“趋同政治”也依然在继续，没什么实际变革。如何走出金融危机下的国内不景气？如何有效引进海外优秀企业和劳动力？如何使财政健全化，并确保未来养老年金？如何巩固日美同盟，同时重视亚洲外交？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提高日本的政治发言权和外交地位？实质上很难找到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政策差别，只是国会上的相互痛骂、言语之争而已。日本的政党政治以两党为核心的多党制，但从各个党派、派系之间的关系看，与其说是美国式的“垂直竞争型”，不如说是日本传统的“水平合作型”。日本不适合推行经常轮换的两党政治，更适合相对稳定、比较固定的、实际上的一党政治。

日本战后奉行着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发明的“三权分立”，即政体由立法（国会）、行政（政府）、司法（法院）机构组成，而三者必须是相互独立，形成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形态。三权分立后来广泛而深刻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三者是相互独立的，但由于日本的政治发展切实反映着各个组织之间的“勾结性”。政界、官界、财界之间的“铁三角”也是一个道理。不仅是政治舞台上或政府机构之间，日本国有、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够“暧昧”的。这点与日本社会的“单一性”无不有关。日本人不欢迎“你死我活”的竞争社会，更能接受“相互扶持”的合作社会。

中国学者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金城出版社，2005年）中提出：“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独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也行。”

日本最为深入人心的习俗是“看世间（sekensama）”。“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社会怎样自己就怎样”，指的是极为融洽的集体社会。一个人的性格与众不同，或者个性突出并不是受整体社会的欢迎的。正好相反，此类人很容易被歧视，被排斥。日本人的集体意识相当强势。每一国民的言行基本上以顺从“社会规则”，展开“个人”生活。个性永远服从于共性，少数永远服从于多数。或许，这种文化是日本人经常被国际社会批评为“大和民族缺乏自主、独立性”的原因之一吧。

日本人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值得一提。日本的教育与中国不同，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而全方位展开“道德思想教育”，包括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为了实现平等、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日本的学校从来集中培养“全才”，压抑“专才”。通过儒家教育，日本的孩子则有意无意地顺从“无过、无不及”，即“中庸”这一社会规则。

日本曾“被”发生过两次改革。一次是19世纪经过被美国佩里黑船迫使“开国”，实现了的“明治维新”。日本人从西方吸收制度先进性，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却保留日本特色的文化民族性，因此走向“半西方”而“非全盘西化”的道路。另一次是二战惨败后的“战后改革”，主要指的是被美国改造。改造的三大特征是：民主化、非军事化以及保留天皇制。

如今，尤其中年一代的日本人指责美国当年单方面强行对日改造，主张东京审判不合理。但无论如何，战后改革促进了日本政治、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为随后的“战后奇迹”奠定了基础，是不争的事实。

“法治”、“民主”、“自由”等制度理念已经普及到日本国民生活中每一角落。其实现过程无疑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进行改革的结晶。处于21世纪初的日本，社会结构依然没有摆脱单一性，很难在观念上有所突破，正面地看待外国，真实地传播祖国。

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对此，广泛国民抱有不满。但它仍然保持稳定，大家无意识中认同“平均主义”或“共同富裕”的潮流。凭我感觉，至少80%以上属于中产阶层。国民生活趋于平静，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中产阶层的高普及率代表着战后日本的发展进程。没有非常富裕的，也没有非常贫穷的。富的也好，穷的也好，“至少在物质上”度过快乐的日子。精神上如何，怎么定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归个人的事情。

传统的力量――集体意识、中庸、道德教育、看世间、单一结构与现代的力量――法治、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中产阶层，共同维护着日本社会的稳定，促进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民都归属为“沉默大多数（silent majorities）”或“维持现状派（status-quo powers）”。这一群体不知不觉认同并接受“日本式稳定”，度过着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优良生活”。同时，从国民对社会保障、福利方面表示的强烈愿望和不安也不难发现，最能发挥作用的、最能迎合国民需求的，还是“稳定”两字。

亚里士多德在探索“对大多数城邦、公民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生活”的旅程中，试图以“中庸”或“中产阶层”寻找“社会稳定”，成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出发点；即促进城邦共同利益的发展，尽可能实现在城邦生活的各个阶层之间适当的利益协调、平衡。

亚里士多德的探究为我们分析独特的日本社会结构带来哪些研究视角呢？

历史传统上继承下来的力量和近代以来在与西方世界的碰撞上培养下来的力量相辅相成。“中庸”以及“中产阶层”促进着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的经济建设似乎已经过了高峰，进入了维持现状或改革结构的阶段。国民就更加渴望“中福利”，即政府能够从社会保障、福利方面入手，维护国民生活的安居乐业。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后的新阶段――第三次改革和开国。日本经常在国内外被称为“综合国力的衰落”，与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相比显然缺乏活力和爆发力。但无论如何，日本社会只能尽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国民生活状态。

随着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等新潮流，日本也必然面临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承担崭新的国际责任，付出国际贡献，很有可能给日本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超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迫使人口以及劳动市场结构重新调整，如何实施“移民政策”则必须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根据厚生劳动省的预测，日本劳动力人口在2005年达到峰值的6770万人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减至6300万人，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也将逐渐向“头重脚轻”的方向发展（15-29岁为17.1%，30-59岁为63.5%，60岁以上为19.7%）。内阁府发表的《2008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如果不能改变少子化趋势，205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将减至4228万人，还不足2008年的2/3。

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在21世纪中期之前被重建。日本人不得不改变陈旧思维，实事求是进行观念改革。维持社会稳定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改。时间不能停止、逆流。“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社会国际化”、“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等课题必将涉及到日本人如何扩大生存空间，如何寻找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

亚里士多德谈到城邦优良的生活时有这样一个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