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确定的历史不确定性：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的转型之路

除共产国家与自由世界的冷战与对抗之外，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的另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是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追随与模仿。当然，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的其他后发国家与地区。它们追随与模仿的既有普世价值方面的自由与人权等观念，也有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等制度方面的社会组织模式，同时更有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以及现代化的生产与消费手段。这种追随与模仿的反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市场经济国家所起的激励与示范作用。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一起构成势必将长久影响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过程。随着冷战的结束，前中东欧共产党国家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也迅速加入到这一全球化洪流之中。而象越南等前共产党国家也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试图部分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似乎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趋势。至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于交通通讯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全球化进程在二十一世纪将不断加速。如果世界文明纪元从埃及的苏美尔文明算起，那么这可算得上世界史上六千年未有之变局了。

这波全球化浪潮为何得以以这般势若破竹的态势席卷全球？或者说，后发国家的民众为何对全球化趋之若骛？笔者以为，先进国家的物质激励与道义示范作用是推动这一波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进程的原动力。众所周知，仅就最一般的情况而言，个人美好幸福生活的标准就是物质上的富足与人格精神上的自主与尊严。而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这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么？如果一个人认同这样的前提，他就不难发现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奥秘之所在，因为作为全球化现象之核心的民主市场经济模式恰恰在实现物质福利的最大化与保障个人自治与尊严方面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模式。一方面，以私有产权与个人自主择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激励了人们工作与创业的激情，为个人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宪政民主体制在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力的同时，还在制度上保证公民们的身份平等，这使他们在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中都能保持自主与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另外，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主体制可以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它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变得更为均匀，从而使社会普通成员都能分享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好处。中国俗话讲：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起来给大家看。无论一国的统治者在口头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给老百姓许下怎样的诺言，但坚守“实用理性”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众只相信那些能带来实际成效的东西。于是乎，全球化浪潮就变得势不可挡了。于是乎，我也确信，全球化的趋势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确定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福山于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一说。当然，关于福山的预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这一论断过于悲观，因为这将彻底消解世界的多样性。也有人以为它过于乐观，因为这几乎等于无视异于西方文明的自主性文明体系内在价值观对自由民主与市场体制的抗拒与排斥。当然，差别只在于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无论怎样，人们还是要承认，他道出了一部分的历史真相。世界各地最近发生的事变无疑证实了福山的一些判断，因为后发国家的民主变革汹涌澎湃：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国因外部的军事干预而被动转型，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民众街头抗议的压力下做出顺应民意的变革；而埃及、巴勒斯坦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有限度地开放政治竞争。同样，在外部世界激烈变迁的推动下，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前不久也提出要推进本国的民主事业。甚至中国国民党与亲民党的领袖来中国大陆访问，也让我闻到中国政党政治的气息。

尽管如此，笔者并不完全赞成福山的观点，因为笔者认为，虽然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几乎全世界主流人群的共同目标，但认同了这一愿景并不等于这种愿景可以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体制的建立与巩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与积累，意识形态的口号并不能取代扎实的工作。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后发国家的民主化有时要经历一些反复，尤其是象巴基斯坦这样的经济条件差而社会状况复杂的国家在经历了不成熟的民主化实验后，民主体制被迫暂时让位。在将来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与反复将是某些国家的历史宿命。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对很多后发国家而言，历史并没有终结，它还要呈示出某种“不确定性”。

全球化目标的确定性与全球化具体过程的不确定性构成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悖论：确定的历史不确定性。解决这一悖论应该算是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大挑战。只有我们将后一个“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或者概率至少在80%以上的“确定性”时，我们对未来才会有真实的信心，而不是只有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满腔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这一悖论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因为金融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也就是不确定性），或者更进一步讲，这需要技术化的处理手段。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的角度有很多，但笔者认为，鉴于刚才提到的全球化浪潮的动力机制，一种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可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正是出于这一信念，笔者在今年2月份开始着手翻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

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它考察了经济环境、经济治理和经济绩效与政体转型、政党结构和制度框架在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过程中的复杂互动关系。可以说，该书基本上都是从政策与制度技术层面来谈论具体的民主体制的建立与深化的。由于该书研究的大部分案例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化转型都很成功，这些它山之石对其他尚未实现转型的国家有着很好的参照价值。虽然该书详细谈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泛泛而论的更多），但它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模式，同时也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而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做出个别的阐述。这一方面可以说明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可能也从侧面论证了我上面提到的过程的“不确定性”。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全球化就必然会谈到中国。上面提到的民主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表征是开放性与竞争性。而中国在自己的王朝循环式的闭合文明系统里惯性发展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传统统治模式才开始被动接触外部世界。 在经受过血与火的教训之后，“华夷之辨”的固陋与“天朝上国”的偏狭最终被开放竞争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碾得粉碎。其间，机会主义与工具论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也遭到惨败。在经过几代人的痛苦摸索与思考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全面了解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和“拿来主义”的气魄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才会真正既能保障生活于其中的每个公民的自由、尊严与福祉，又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历史性目标。

于是，被中国共产党尊为“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世界潮流，顺昌逆亡”的理论；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期的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提问时说：民主是打破中国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在台湾地区推行面向世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提出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战略，并试图以对外开放推动内部的经济改革；蒋经国先生在1980年代顺应历史潮流与民意压力而开启政治自由化进程；现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民主执政”的理念。所有这些都在在显示中国的政治人物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一种对历史发展“确定性”的体认。

毫无疑问的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人将要经受很大的考验，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可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承“生生不息”的顽强求索与创新精神，并凭此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发展的高峰。当代中国人最终要凭这种精神穿越中国历史的“三峡”，这既是这一代人的挑战，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除了勇敢地迎接这种“确定的历史不确定性”的考验之外，别无它途。

是为序。

2005年7月于北京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斯迪芬・海哥德与罗伯特・考夫曼著，张大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