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唱响“民主中国”的主旋律――《民主探求录》自序

上索下求写民主，半生心血凝一书。

缘有伟人遗训在，破周期率仅斯途。

自20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多年，我的笔耕生涯一直以研究和宣传民主为“主旋律”。上面这首歪诗，就是有感于此而写下的。我为什么要“一根筋”地执拗于民主探索，并将这些文字筛选和整理成书呢

毛泽东１９４０年在延安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３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版）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不仅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经过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实践探索，尤其是二十多年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歌猛进。

然而，毛泽东当年所讲的中国缺少的民主这件东西，我们现在是否完全得到了呢？二十多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我国21世纪中叶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时，仍将“民主”列为主要内容之一。这意味着中国要完全实现民主，尚需长期不懈地努力和奋斗。

民主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从20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中后期，中国之所以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所以发生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民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即“政治上发展民主”和“经济上进行改革”。（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如果没有这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中国就不可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所得到的一切。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专制传统，20世纪５０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间，“左”的指导思想又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背着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不少坎坷、艰辛和风浪。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随着这股波澜壮阔、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国的民主发展就像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一样，劈高山，越峡谷，始终在坚韧不拔、无比顽强地向前挺进，绘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雄浑壮丽、可歌可泣的一道风景线。

我是“老三届”群体的一分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多之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潮，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里当了一名月工资１８元的学徒工。我原来比较喜欢文学，除政治课外对政治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但是，１９７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命运之神领着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作岗位。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崇奉有加，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真理，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了。当时，遵照中央和上级领导的部署，我不仅花很大力气承担了辅导学习《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的任务，而且，从“批修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按既定方针办”和“抓纲治国”，我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过“理论宣讲”，以为这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到举世瞩目的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我热昏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继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自我否定中接受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自此以后，由于有了过去那么长时间因无知、迷信和盲从而充当极“左”理论“喇叭筒”的痛楚经历，所以，我既对真理的向往和追求特别迫切，又不愿意不加分析和鉴别地“见庙就烧香”，而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和探索中认真进行独立思考，逐步寻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寻觅挽救自己灵魂的“药方”。

20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交替之际，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８页，第１４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等精辟论断，以及当时报刊上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的理论文章，深刻地影响和感染了我，使我渐渐地懂得了民主之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结合本职的理论教育工作，我开始试探性地对现实生活中影响和阻碍民主发展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将自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和观点整理成文字。于是，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１年，我陆续写了《“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官僚主义与委任制》、《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等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得到了中央权威部门的认可，有的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或转载了，这使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为中国民主发展不懈努力的志向和愿望。

二十多年来，我林林总总地写下了许多东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关键词”，均为“民主中国”。可以说，追求民主，为民主在中国的完全实现而奋力耕耘，是我全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１９８５年，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１９９３年，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民主建设论》；现在这本《民主探求录》，就是在前两本书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和扩展的结晶，大体上反映了二十多年来我在民主探索道路上的心路历程。我深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理论教育和训练，基础功底不够扎实。我所写的东西，无论是选题，还是文字，均有明显的“游击队”色彩。但是，颐和园的亭台楼阁、湖光山色有其厚重的文化内涵，穷乡僻壤的山庄茅舍、荒草杂树亦有其独特的自然情趣，这正是我将自己的文字集结成册的勇气之所在。

尤其是，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民主发展的实践进程，我既为它已取得的卓著成就感到欣慰，更为它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及仍面临的艰巨任务感到揪心和焦虑。早在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些弊端中，“权力过分集中”是一个“总病根”。又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２１页，第３２８页，第３３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和人身依附现象远未从根本上被铲除。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这种情况甚至比二十多年前还严重了。与此相联系，民主的发展自然受到了不少影响和干扰。

从民主选举方面看，法律和党章规定的选举程序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受到了重视，相当一些选举亦能比较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但形式主义的“仪式性选举”仍然严重存在，不少选举结果实际上是上级预先确定好了的，选举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从民主决策方面看，一般来说，民主决策机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及论证、听证和公示等制度也执行得比较好，但不少地方和单位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的现象仍严重存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就是其造成的恶果。

从民主管理方面看，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已经比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了，一般而言执行得也可以，但仍有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往往把这些规定说在嘴上，贴在墙上，实际上却不认真执行，搞的还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家长制、“一言堂”那一套。

从民主监督方面看，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普遍提高了，被监督事项和活动的公开性、透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监督效果不可否认，但监督机制仍不完善，监督渠道仍不通畅，对权力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管理和使用人财物的权力仍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

显然，我国民主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需要我们充分关注，认真研究，努力解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写这本《民主探求录》中各篇文字的目的，就是想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民主理论为指导，对这些问题尽力作些探讨。 比如――

在我国民主建设要遵循的指导原则方面，我写于1979年的一篇文章，对当时被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分析，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有根本性的区别，不宜将二者等同，我们应坚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此后不久，邓小平在1980年底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明确表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我们的国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在我国民主建设立足的基本国情方面，我在1981年写了一篇《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刚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从我国社会现阶段性质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和阐述。认为这样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既同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前的过渡时期区别开了，又同马克思、列宁科学预见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了，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我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有关论述，于1981年以及此后陆续写了多篇文章，强调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党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多数、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等观点，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阐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正确方向。

针对“两个文明建设”战略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和社会上忽视民主建设的不良倾向，我在1981、1982和1986年陆续写了《在两个文明中要把民主摆进去》、《经济条件和社会政治关系决定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决定作用》等文章，认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不能以忽视民主建设和制度文明建设为代价，要促使和确保“三个文明”协调发展。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论断和要求。

针对传统公有制形式的弊端及其导致的对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基础的弱化，我于1983、1990和1991年在一些文章中着重阐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农民当家作主，要逐步完善和丰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股份制是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的新形式等观点。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的论断；2004年，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针对许多人片面理解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及其对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1992年，我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基本观点，撰文强调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人，认为传统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观，应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的新的发展观。这个观点，同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正式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认识基本相符。

针对现实生活中严重存在的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相悖的官僚主义现象，我在1980和1981年写的两篇文章中，揭示了官僚主义的体制根源，认为这个根源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的与党章和宪法相违背的党政领导干部委任制和职业化。要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制和任期制，必须鼓励和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满和被精简下来以后去从事某种职业，不能把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和“专利”。1999年，我还写了题为《改革党管干部原则的具体实现方式》的文章，力图探索党管干部的民主化、法制化之路。

从我二十多年来提出和阐述的在当时曾冒着一定风险的诸多观点中，选择几个列举如上，不是要炫耀它们在若干年后已经或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先见之明”，只是想表白我力求“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虔诚态度和探索精神。我一向认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写的文字，如果都是已被公认的常识，都是人云亦云的空话、套话甚至假话，毫无政治敏感性、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创新性可言，那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耻辱。二十多年来，我真诚地为摆脱这种悲哀和耻辱而孜孜以求，尽力写了一些还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话和新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