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阿伦特的精神共和国

《精神生活》是20世纪西方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最后一部著作，原计划分“思维”、“意志”、“判断”三个部分。当阿伦特于1975年12月4日因心脏病突发溘然辞世时，此书仅完成了前两部分。该书中译本最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对于中国读者了解阿伦特晚年的理论关怀具有重要的意义。

阿伦特早年曾经师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学习哲学，1933年纳粹执政后，她开始思考政治问题。她在一次访谈中也自称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政治思想家”，她主要的著作也大多围绕具体政治问题展开。然而，阿伦特何以在晚年开始创作一部貌似纯哲学的《精神生活》呢？她写作《精神生活》的意图是什么？阿伦特的著作本来就容易引起争议，《精神生活》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的作品，其不易把握便很自然了。不过，联系该书的成书背景以及她的其他著述，我们或可获得对该书较为准确的理解。

正如阿伦特自己所言，她探讨精神生活的起因主要有二，一是她在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对“恶”的问题的思考。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恶的平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她认为艾希曼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思无想”，他满口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体现了他精神生活的空洞。阿伦特由此发问：极权主义之“恶”与这种“无思无想”的平常人是否有重大关联，做一个公民是否需要具备某种特定的思维能力？

阿伦特探讨精神生活的第二个起因是她在《人的境况》完成后一直感到精神生活需要予以关注。《人的境况》一书原名为“实践生活（vita activa）”，自古希腊以来，“实践生活”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就被思想家们清楚地区别开来。阿伦特分别探讨了三种活动：劳动、制作、行动，劳动满足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制作创造了一个文明的世界，行动则是表明个人身份、展示真我风采的活动。行动与语言相联系，它是阿伦特所说的真正的政治活动。在《精神生活》中，阿伦特探讨了“沉思生活”的三种形式：思考、意志、判断，《精神生活》可以说是《人的境况》的姊妹篇。

以阿伦特之见，思考面向的是过去，一切思想都是事后观念，它是一种个人从世界撤离后在孤独状态下进行的活动。思考并不创造价值，它没有边界，思考的结果则是意义的获得。思考促使人的良心发现，为区分善、恶提供准备。意志面向的是未来，意志关注的是我打算做什么，有意志的个人为未来而活着，它也使行动的发生成为可能。而判断面向的则是现在，它要对善恶、对错或美丑进行区分。判断是个人寻求获得他人赞同的过程。

正如行动是实践生活的三种形式中阿伦特最为关注者一样，在思考、意志、判断三者中，判断是阿伦特重点阐发的对象。她认为判断是一种政治性的精神活动，判断力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已写出的前两部分固然让我们得以在西方思想史脉络中去把握“思考”与“意志”，但更为精彩的或许是那没有写出的论“判断”的部分。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她从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述中，借来“扩大的见地”、“再现式思考”等关键词汇，构筑了判断理论的基本框架。“扩大的见地”是指“站到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预期的他人进行交流，希望获得他人的同意。在做出判断时，个人的私下想法进入公共领域，接受众人之检验。这种政治思维的特定样式，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按照康德的论述，当人们说一朵玫瑰花是美的，既不是出于对这朵花的主观偏爱，也不是根据某个客观原则，而是一种诉诸他人出现的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期望他人赞同他的说法，想象与其他人在一起欣赏这朵花。显然，政治判断能力与人的想象力相连，它是一种再现性思维的过程。通过从不同的观点审视给定的问题，在心中使那些并不在场者的立场再现，政治意见得以形成。判断者心目中列出的不同观点越多，再现式思考的能力就越强，最后的结论即政治意见也就越是合理。

阿伦特对精神生活的三种形式作了区分，并强调判断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性，但她同样也关注其间的关联。在阿伦特看来，思考、意志、判断三种能力没有一种应当支配其他两种，每一种都是不可或缺的，好的心灵状态应是三者的和谐相处。可以说，阿伦特是在试图构建一个精神领域的共和国，《精神生活》一书关注的乃是一种良好的心灵秩序。这一精神共和国的构建与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密切相连，由此，阿伦特晚年的“哲学转向”必须放在她一生的政治关怀中去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换言之，她晚年并非真正地放弃政治而转向哲学，而是继续探讨政治的精神层面――“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to think politically）”这一问题。

（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本文首发于《财经》第24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