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卢梭的两个世界――对卢梭的国家观和社会观的一个初步解读

一、引子

一直以在大多数中国学人眼中，卢梭这位法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肖像是鲜明的:他是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和精神领袖。但是，同时在思想界卢梭又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人们对卢梭作为启蒙者和革命者的进步形象一直是存有疑惑的。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将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激烈程度联系起来，他说:“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疯狂的实践后果，他一定会吓昏过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更是直接指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认为卢梭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一直致力于批判唯理主义的卡尔・波普尔称卢梭身上有一种“浪漫的集体主义”的倾向，由此必然产生专制。

然而，在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上述对卢梭的评述要么过于乐观地相信卢梭思想在推进现代性纵深发展中的历史进步意义，要么将现代性的黑暗面归结为卢梭思想，然后似乎现代性又没有问题了。他认为只有透彻理解“现代性”的基本性格和方向，才能理解为何卢梭要以最大的努力来批判现代性而试图返回到“自然状态”和“古代城邦”这两个“古典世界”。所以，在施特劳斯眼中卢梭并非是一个追求现代精神和历史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也并非是引发现代性各种问题的思想之源，而是一个沉湎于对“古典世界”幻想的政治哲学家和诗人。

本文将沿着施特劳斯的这一思路去接近卢梭。文章将从“古代城邦与现代国家”、“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这两方面来考察卢梭的国家观和社会观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并且试图在其中找寻到卢梭思想轨迹和内在矛盾。也许要在纷争的思想世界中了解卢梭，我们需要像施特劳斯那样字斟句酌、谦卑虔诚地进入经典，在古代与现代、在思与诗的张力中进入卢梭，让卢梭本人向世人说明自己。

二、古代城邦和现代国家

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卢梭，从批判现代国家开始了他回到古代城邦寻求解决之道的冒险。在这一历程中，他站在古代城邦的立场批判了现代国家的两个重要因素―――“资产者”（bourgeois）和科学艺术，指出它们对政治共同体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美德是有害的。

对政治国家中“人”的态度，是政治哲学家进一步政治思考的基本前提。卢梭正是从现代国家的主角“资产者”来对现代国家乃至现代性进行诊断。与其同时代政治哲学家一样，卢梭认为随着民主时代的来临，贵族社会的消逝，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堕入了以“资产者”为主角的统治。然而，不同政治哲学家对“资产者”可能有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将导致他们对现代政治的不同态度。比如在霍布斯、洛克这些现代社会的拥戴者眼中，以“资产者”为主角的现代国家没有什么不好的，尽管他们是一群只知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和舒适生活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这些理性、勤勉的人对自我利益和私人财产的关心为国家提供了一个虽然卑下却根基牢靠的基础―――唯其实际才有力量;相反，古代政治学说之失败是因为它们对人的期望和对政治国家的目标定得太高，违背了人的自然欲求。所以，现代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生活于其中的资产者的自我保存、自我满足等基本需要。

而卢梭则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资产者，他认为资产者无诗、无爱、无英雄气、既非贵族，也非公民，这种“平庸人”的普遍统治将会是人类政治的一个巨大威胁。一方面，同古代城邦中的公民相比，现代国家中的资产者无力成为担当政治上的责任和义务、富有的爱国精神和公益精神的公民，而在卢梭看来这些公民美德就是共和国的灵魂。这些追求私利、贪图享受、柔弱贫乏的个人主义者们，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生活比国家、友谊和荣誉更为重要，他们不愿意离开没有政治风险的私人领域，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追求庸俗而微小的快乐之中，并且在彻底安全地享用这些快乐中补偿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同古代城邦这一供公民驰骋和竞技，从而实现其伟大和不朽的公共领域相比，以保护资产者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以及他们之间的平等为目的的现代国家没有为人的卓异（arête）留有余地，更不能达至伟大的政治共同体。卢梭认为启蒙理论只知道迎合、放纵和满足人的自然欲求，只关心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被局限在保护个人自然权利的狭小领域，它除了迁就个人和社会外，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为。在这种国家中，人们以自然平等的名义把一切人都夷平到最低下的一般水平，以自然欲求为名义将人的生活都局限在生存、自我保护等必然性层次上，以自然权利为名义将追求享乐、舒适和消遣的生活作为人的终极目的。所有这些不仅彻底地颠覆了政治与国家的古典内涵―――人实现其道德上伟大和不朽的场所，而且最终导致了政治共同体的朽坏。

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卢梭再一次以古典的名义推进了对现代国家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他重申了从苏格拉底审判这一源头发展而来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哲学家的沉思生活和城邦的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张。按照启蒙思想家，现代社会中艺术和科学（包括哲学）等理智的普遍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增长的条件，学识会消除愚昧，艺术会醇化风俗，科学会征服自然。然而，在严肃克制的斯巴达和自由甜美的雅典之间，卢梭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他同古人一样坚持认为如果艺术和科学摆脱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束缚，就会动摇政治共同体的基础―――美德，而美德即政治品德、爱国者的品德以及整个民族的品德才是自由国家的原则，所以，科学与艺术同自由国家也是不相容的。

具体来说，首先，一个肌体健康的政治国家应该具备自己本民族独特个性，因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可以激发公民对共同体生活的热情和依赖，而科学在本质上是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必然会削弱民族个性，从而削弱公民对国家生活风尚的依恋。其次，政治国家存在的现实处境是生存性的，它随时面临着异族国家入侵的威胁，因此它必须培养勇气和尚武的美德以抵御外敌;而科学和艺术恰恰是创造和平、安逸与舒适的美好生活，这必然会破坏国家的尚武精神。第三，悠闲乃是科学的要素，这种只关心私人快乐的闲散与公民的义务和职责背道而驰;而且一些人的悠闲，意味着另一些人的劳作和受剥削。第四，政治国家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晦暗不明的洞穴世界，尽管生活在其中的公民相信的是投射到石壁上的虚假幻相，但这些“意见”恰恰是城邦的要素，因为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而科学或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活动，如果“意见”被“真理”颠覆，就有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的瓦解。最后，政治国家以习俗性的平等取代了自然的不平等，而科学和艺术创造要求的乃是出类拔萃和卓越，这恰恰是自然的不平等。

卢梭对现代国家的这些思考导致了对过去的崇拜，他点燃了古代和现代之争。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构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国家。这种国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以个人权利保障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国家，而是古代城邦的道德共和国。这样的城邦很小，人也很少，所以它很好管理，也因为它小，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查看，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和信任;这种城邦是由好公民组成的，他们具有自我牺牲、勇敢和节制的美德;法律是全体公民公意的体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我们自己的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这种法律中得到统一;在这种城邦中实行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制，一切都是由公民亲自参与;公民的道德教育而非启蒙是国家的第一要义。

我们可以确知卢梭所钟爱的道德共和国是天上的城邦而不是地上的城邦。在这点上，卢梭再一次和古人走到一起，作为现代政治科学之标志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在卢梭那里并不存在。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理想的城邦和现实可行的城邦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而卢梭只坚持他的理想共和国，这种纯然正义城邦不仅实现几率微乎其微，而且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也证明它有操作上的危险性。所以，卢梭的魔力或许有待克服―――教出了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学生，卢梭本人一定也很失望。但是，若要克服，我们首先必须去体验他的魔力，比如像卢梭的另外一些学生康德、黑格尔、托克维尔那样―――对他们的老师既热爱但也不迷狂。这些伟大的后继者们一方面缓和了卢梭反抗现代政治的狂躁思想，另一方面又从中提炼出了对现代民主政治之问题的深邃、清醒认识，并且沿着他的思路重新阐释人的道德尊严，鼓励公民德性，从而升华民主社会的政治品性。

三、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

然而，终其一生卢梭从来没有满足于仅仅从现代国家回到古代城邦。对他而言，城邦和德性只是习俗的人造物，只是一种约定，而自然（physis）优于约定（nomos）。所以，卢梭并没有在古代城邦那里止步，他更进一步来到先于公民社会的自然状态中。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着手考察自然状态的实际状况。他批评他之前的启蒙思想家并没有成功地描绘真正的自然状态:“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那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所以，如果人原本不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那么根据文明社会去把握自然状态和人的本质是错误的，要了解自然状态中人的形象，我们应该剔除历史和文明在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恢复他的本来面目。按照卢梭对历史的理解，自然状态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它是富足充裕的，足以为人自足而消极的生存提供丰富的资源。在自然状态中，自然人不需要劳动就可以悠然地生活下去，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平等;自然人没有什么复杂的欲望比如追逐利益、满足虚荣、竞求荣誉，他原初的、最直接的情感是自爱心或者对自我保全的关切，尽管他也会伤害他人，但是他不像霍布斯所理解的人那样是出于天性的虚荣或者骄傲而为了伤害他人而伤害他人;自然人还充满同情心，天性善良，这对他自我保存的本能有重大缓解。卢梭对人的这种理解不同于传统上对人的定义―――比如人是天生的理性动物或者人是天生政治动物，对他来说，自然人的本质在于他的可完善性，也就是说人之为人意味着他有着向世界和事物敞开的无限可能性。这样卢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孤独、懒散地漫步于大自然中的自然人形象，正是在这种悠闲中他享受到了一种真正的生理存在式的平静和快乐，他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自然存在，自然人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他享有这种自然自由。

然而，随着私有财产的建立，文明社会的诞生，自然人开始向文明人转变，人类终于离开了自然状态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文明社会的悲惨旅程。在文明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不平等，每个人劳动所获不一样，逐渐导致了人与人之间财富上的、荣誉上乃至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源泉，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之后，就学会了比较和攀比，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非自然欲求，他们追求金钱和荣誉而不反省自己的实际需要。这样文明人不再像自然人那样独立自由地依赖于实际的自我和自然为他安排的位置，而是依赖于非自然欲求和他人的眼光，他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他人活着，人变成了他人和非自然欲望的奴隶，从而丧失了自然自由。文明社会不仅导致了公众判断取代个人判断，个人自我的丧失，而且在这种社会中人日益变成了只关心和盘算自己利益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彼此角逐权力、金钱以及对对方的控制。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洛克不同，在卢梭看来，这种低等人不可避免的统治将会导致人类永久的堕落，这种建立在算计、虚荣和自我利益之上的文明社会是道德混乱和人类悲惨命运的根源。卢梭不相信从纯粹自我利益中可以产生维系共同体的纽带，怎么指望一群只知道追求私人微小而庸俗快乐的人之间能建立友爱、高贵、卓越的生活共同体呢?共同体的根基要到人原初的激情或情感中去寻找，从这些情感中能产生比任何人为的纽带更加神圣和牢靠的纽带。在《爱弥尔》这本关于家庭教育或者自然教育的书中，卢梭致力于塑造这种道德心智独立、拥有自然感情的人的类型，从而激发、恢复存留在现代人心灵末端被层层文明矫饰的“最甜美的自然情感”。

因此，文明社会必须被超越，自然状态就是它所要瞄准的方向，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作为消极标准的自然状态到了卢梭那里成了一个积极标准，善的生活就在于在人道的层次上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状态。也许我们不必去追究卢梭是否真的主张文明人要重返自然状态而做个自然人。卢梭将自然状态作为反对文明社会的一个积极标准并不是意味着要求所有人都回到那个梦幻般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