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奥威尔：书的命运

奥威尔的著作有好几种中译本，个别如《1984》，还有好几种版本。比起别的外国作家，在中国，应当不太算寂寞。但是，对于他的生平情况，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介绍的文字大抵是悭吝的。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传》，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关于奥威尔的传记，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在这部由美国人撰写的英国人的传记里，对传主在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糟糕而有意思的各种体验，记述相当详尽；难得的是，对于他的著作的命运，其关注的深入程度不亚于个人生活本身，这是颇有见地的。

书的命运即是作家的命运，从本来意义上说，作家是藉他的著作而生存的。然而，文学历史上的生存大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生存，荣辱得失，往往适得其反。作家觉悟及此的，为数当不至太少，不幸天性聪明，结果都要现世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奥威尔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当鲁钝，好像他考虑的仅仅及于写作本身，也就是说，他过分忠实于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以，作品出版的阻力，也就随着他的“单边主义”行动而增大了。早期的作品且不说，仅后来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遭遇，使很带点荒诞派戏剧的意味。社会上包括文学出版界在内的保守势力由来十分强大，趋炎附势，投机成性，并在长时期内形成主流。特异的作家，注定被排除在主流之外。所幸的是，对精神生产者的评价，恰如对精神产品的评价一样，都是观念范围的事，权力者的结论不可能成为“最终的审判”。这种不确定性，无疑增强了个体反抗的决心。事实上，要战胜一个具有信念的人，比征服一个骑兵旅要困难得多。

西班牙内战之后，奥威尔确认，俄式极权主义是现今社会的最大威胁，他一直坚持这个看法，甚至可以认为是固执的，正如他在西班牙战场上拒绝隐蔽，总是站着，保持在枪林弹雨中漫步向前的姿态一样。在文学上，反对极权主义的主题是全新的，当时除了阿瑟・库斯勒的反映苏联肃反的《中午的黑暗》等极少数小说及诗歌以外，虚构的大型作品几乎没有。在形式上，《动物庄园》和《1984》也表现出非凡的独创性，奥威尔从中极力渲染政治恐怖，并发出尖锐的报警信号以惊扰人心。

关于《动物庄园》，奥威尔承认说：“它全是关于动物的，而且非常反俄！”传记阐释说，在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蜕化、背叛和暴政现象的寓言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政治所指。其中，人类指资本家，动物指极权主义者，无法被驯服的野生动物指农民，“造反”指十月革命，猪指布尔什维克，指特别委员会指政治局。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被寓言化了的，如集体化、大清洗审判、喀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造反、俄德签订和约、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等等。这部小说对苏联的揭露，恰好赶上了俄罗斯人在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时候，可谓反其道而行之，它的出版受到抵制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正式面世，它前后被五家出版社退稿，这些出版社大体上都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国家安全部门居然从中插手干预，目的是为了避免影响英国与盟国的关系。此外，还存在另一股政治势力的作用。据传记所引的一位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彼得・维勒克于1952年所写的文章称，阻止此书在美国出版是一个阴谋，其中说：“ 约有18到20家出版社，几乎是所有最重要的出版社，全拒绝出版这本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反苏讽刺作品。考虑到其洞察性、可读性、畅销性和民主观点，这么多次拒稿的动机，最可能的情况是有人对出版界成功地进行了渗透。”这就是神通广大的极权主义！当时在法贝尔兄弟出版社负责审稿工作的著名批评家T・S・艾略特拒稿时竟也这样表示：“我自己对这部寓言的不满意，在于它们给人的印象是全面否定性的”，“而其中的正面观点，以我之见，总体上是托派的，并非令人信服”；又说，“那些猪和其他动物比起来太有思想”，云云。这样的审查当然使奥威尔大为恼火，他愤慨地说：“不受贿，不恐吓，不罚款―只是点点头、眨眨眼，就完成了审查！”也有个别出版社的退稿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为关于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根本卖不动。

1945年8月，《动物庄园》终于出版了。出版后，奥威尔还得忙着从一家书店跑到另一家书店，特意将它从儿童读物中搬到成人读物的书架上。可见它的寓意，不是立刻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据奥威尔说，当时的评论家，没有一个人说它是一本写得漂亮的书。

但是几个月后，连英国女王派人到出版社要一本《动物庄园》也要不到了，这时它已销售一空。谁也想不到，奥威尔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这样，等到四年以后出版新著《1984》，自然顺当许多。

然而，《1984》刚刚出版，便随即引起激烈的政治性争论。奥威尔在最后的日子里完成的这部小说，可以说，集中了他一生对于政治的全部思考，他把纳粹德国和极权俄罗斯的政治恐怖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伦敦相结合，打开了一个由国家控制思想、话语和日常生活的现代人的生存空间。传记说，主人公温斯顿是奥威尔的自画像：孤独、负罪感、身体虚弱、性受挫感，与社会疏离，对精神独立和道德正直的渴望。然而，在一个被规定的环境中，他不能不经受无休止的洗脑，备受监视和折磨。人们互相敌视，既是受害者，又是折磨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背叛了自己最亲爱的人。正如其中另一个人物奥布兰吹嘘说的，党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除了对党的忠诚不会有别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没有别的爱”，这就是一切。《1984》创造了一系列经典性词汇，如“老大哥在看着你”、“两分钟仇恨会”、“双重思想、”“思想罪”、“表情罪”、“蒸发”和“非人”等，高度概括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是一部充满恐怖的书，但也是一部勇敢的书，睿智的书。出版以后，它受到的攻击和赞扬一样多，应当不难想见。许多重要的评论家都提到并承认它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于总结了一代人的政治体验，称赞作者的想象力和表现复杂政治事件的举重若轻的能力。舒勒高度评价说：“在我们这代人读到的书中，没有另外哪部作品能让我们更渴望自由或者说更如此彻底地憎恶专制。”共产党的书评者予以猛烈的攻击。《真理报》有文章说它显示了作者“对人们的蔑视和诋毁性目的”；美国的《大众和主流》在《每月一蛆》的题目下发表评论，指斥它是“对人类的诽谤”；《马克思主义者季刊》也指责作者是“神经质的”，是“对进步的一切都抱有令人压抑的仇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称奥威尔为蛆、章鱼、鬣狗和猪猡，以致形成了一个批判奥威尔运动。

为左派所仇视的书，反而为右派所利用，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1949年正值冷战的高潮，《1984》一出版就由盟国占领军总部介绍给日本，以警告人们提防共产主义的影响。它被称为“关于冷战的具有想象力的关键宣言”。当时，有一个叫“约翰・伯奇协会”的极右组织积极推销此书，甚至连它在首都华盛顿总部的办公室电话的尾数也改为 1984，可见狂热的程度。及至1984年，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团结工会秘密发行了 奥威尔邮票、非法日历和被禁的《动物庄园》及《1984》，还放映了由这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1989年，苏东事件发生；1991年，苏联解体。世易时移，奥威尔的预见性如何？俄罗斯哲学家格里高利・波莫兰茨曾引述他的作品，并重复米沃什于1953年时说过的话：奥威尔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灵魂或无灵魂的特点”。这两部小说的中文版，于“文革”结束后相继问世。应当承认，在中国，奥威尔的作品和思想，并没有得到如国外一般的重视。据传记记载，1984》在英国的首印数为26，500册，而美国的首印数是20，000册，另加每月读书会的头两次印数54万册。 至1984年，此书的英国企鹅版仍一年销售75万册。而美国一天就要卖掉1，000册。五年后《动物庄园》和《1984》一起以超过60种文字出版，并卖出了4千万册。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也是一个朴素的事实：书与人一样，可以经受各种不同的遭遇，或被攻击，或被利用，也可能长期遭到漠视。但是，所有这些都于它无损，它可以保持固有的品格而不被改变。两部书和一个国家对峙了近半个世纪，结果，书保留下来了，而这个庞大的国家在世界版图上已然消失。归根结底，不可战胜的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