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3）：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

革命和全能政治是理解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双村变迁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场域化，我们可以看到此一时期宏观革命性剧变下的双村政治重建，并发现经由革命所输入的宏观国家权力对微观村政渗透与统摄的历史轨迹。

一、翻身与精英的整体更替

翻身可以用来概括以１９４９年国共两党的政治更替为宏观背景的村庄政治社会重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合法地位的确立，村庄精英的构成与产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翻身相联系的是解放。如果说，在全国许多地方，解放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那么，１９４９年下半年，在共产党以风卷残云之势从北至南横扫大江南北，国民党残部望风而逃，不战自溃的大背景之下，达县磐石乡的解放则更象是一场胜利之后的和平接收。老百姓说：“解放的时候没有打仗，只是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乡上来了许多的解放军，于是，知道解放了。”乡志记载：“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街道遍插红旗，贴标语，欢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县城防司令部副政委范明带领一排人来乡，召集乡、保、甲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要求各安其业，维持正常秩序。” 在新旧政治交替更叠的那一瞬间，一切都比想象的更为平静，保甲长们仍然各守其位，继续履行公职，不久之后将要导致乡村巨变的新政，此时尚潜藏于幕后，未被推向前台。

但是，双村人仍然嗅出了革命这个炸药桶里浓烈的火药味。村民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并不陌生，早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就曾经攻克过达县，并在磐石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村民们对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的历史是熟悉的，所以，解放军的到来使穷人们欣喜若狂，他们知道解放军是来帮助穷人的。然而，村里那几家家境稍好者却感到了惶惶不安，他们意识到１９３３年的历史又将重演。而那些被国民党政府遗弃的保甲人员，则发现自己从此坐在了火山口上，不知道今后的日子里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此时的保长刘伦，一收往日的神气，归缩到了自家后院的坡上去开荒种地，似乎要刻意地向人们展示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而另一方面，他对乡里下来的工作队和解放军又曲意奉迎，想以对新政权的效忠来躲避革命的惩罚。

革命的暴风骤雨还是来临了，当解放者以工作队的新身份通过保甲管道和平地进入村庄以后，他们便掀起了摧毁传统乡村政治秩序的革命。首先是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在清匪反霸中，昔日乡村的上层人物和横行乡里的惯匪、村霸被拘押，那些曾经在３０年代与共产党作战的乡里的头面人物则被镇压。接着，工作队又组织佃户自报田地面积，在落实产量的基础上，进行“三五衡量，二五减租”，改变了地主和佃户对粮食产量的分成方式。传统的乡村精英遭到了最初的创击，翻身开始了。

翻身的确切含义是乡村精英评价标准和精英群体的整体重建。按照新的标准，富人是剥削者，穷人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便是翻身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不过，完成这一使命所依凭的力量不是村庄中人，而是作为新国家权威象征的工作队。工作队的成员大多是解放军或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在过渡时期，他们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为武器，直接实施对乡村秩序的重建。以后的历史将证明，这种做法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革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中，工作队、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曾经一再地被用来实施国家对基层乡村的调控，从而最终将半自主性的村庄社会纳入到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整合之中。与翻身的过程相比较，这种在翻身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国家与村庄的新政治关系，虽然只是翻身的副产物，但是，从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乡村政治发展历程来看，它却是一个远比翻身影响更为深远的成果。

翻身以阶级斗争为武器，锋芒直指地主、富农这些传统阶级。然而，双村普遍贫穷，贫富分化并不明显，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乡绅或财主者几乎没有。于是，斗争所向便集中到了那些旧秩序的代表人物身上，保长刘伦成为众矢之的。１９５０年９月，保甲制度被废除，刘伦作为曾经为旧政府效命的人，同其余各村的大多数保长一样，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关于刘伦担任保长的是是非非，村里人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评价，有的人认为刘伦不欺穷，能够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有的人却指责他财务不清，吃了人民的血汗钱。但是，有一点大概与刘伦的最终命运存在着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刘伦好酒，酒后说话尖酸刻薄，得罪了一些人，其中不乏刘氏家族内部的人。土改开始后，刘伦被多次斗争，要他交待问题，退款赔偿，刘伦家里也准备了钱退赔，但是，刘氏家族内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曾经与他在喝酒，打牌，闲耍的过程中结下矛盾的人，坚决要求工作队惩办刘伦。结果，刘伦被定为恶霸地主，于１９５２年被枪毙。

双村人对刘伦之死存在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这促使人们去思考国家改造的宏大目标在进入村落场域之后所产生的复杂变化。若单从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看，刘伦之死无疑是一种中国大历史和大文化的宿命。刘身为保长，为国民党政府收粮，收款，拉壮丁，可谓罪恶，他本人的游手好闲，又增加了这种罪恶的道德特征，这也是磐石乡相当一部分保甲人员与刘伦遭遇共同下场的大背景，即小人物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覆亡的必然殉葬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村落场域对国家目标的改造和利用，个别昔日与刘伦具有同样道德特征的游手好闲者，在新的社会分层标准下成为贫农，他们运用新政治规则所赋予的权利，将阶级斗争异化为解决村内和族内个人恩怨的工具，阶级斗争和暴力被滥用了，大转折时期的村庄政治成为了国家政治与个人恩怨搓揉叠合的产物。

与旧政治的代表人物刘伦相比较，刘氏家族族长刘洪发的命运要好得多。解放之际，洪发已经８２岁高龄，进入垂暮之年，他孤身一人住在祠堂里，因为没有什么财产，而且在村民中威信犹存，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土地改革中,洪发被划为贫农，分到了土地，但是，有组织的宗族活动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刘家祠堂里的２００多个刘姓先人的牌位，已经被作为封建迷信之物，一把火烧掉，洪发本人作为刘氏家族一个功利化色彩十分突出的宗族领袖，也随着翻身农民迎来了恩人共产党而完全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１９５３年，８４岁的刘洪发死了，这标志着旧式的宗族权威在双村的消失，有组织的家族活动在双村的历史中从此悄然隐去。

革命的意识形态彻底颠覆了关于村庄精英的传统评价标准，阶级斗争则以现实的运动实现了乡村精英的整体性更替。在传统精英被消灭、被打入社会底层的同时，革命又按照新政治的意识形态标准，去寻找和形塑新兴的村庄精英。

新兴村庄精英的身份特征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是最重要的政治特征。按照新权威话语的解释，贫困与革命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于是，在一个不算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乡村精英的评价与遴选标准，便从昔日注重财富和文化的积累，转变为了贫穷与革命。不过，穷乡僻壤，贫穷者甚众，而革命则是一个十分注重主观态度的变量，并不是每一个贫困者都能够获得革命机遇的垂青，而有幸跻身于新的村庄精英层。在这一新旧精英非常态交接继替的大转折时期，那些有幸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成为新兴精英的人，或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历史选择”，或者则是因为聪明和能干，能够较快地学习和运用新的政治话语和权力技术，赶上了历史变革的潮头。

个案１：刘兴才的崛起

刘兴才出身于刘家河边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宣汉县。兴才与继父显然相处不适，只有１０多岁的他孤身一人去了达县罗江口帮人。解放之初，兴才约２０岁出头，他一人独居于刘家河边生父所留下的一间偏房里，生活窘困，衣衫褴褛，属于双村最穷困的一类人。工作队进村以后，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他，让他出来开会，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共产党的到来使兴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翻身，一个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穷孩子，一下子成为了双村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兴才知恩图报，在政治上特别积极，只要是工作队让他干的事，他都跑得很欢，他要用行动来感谢共产党似海的恩情。兴才没有文化，但他为人质朴，对党忠诚，很快就成为了村里的负责人，并在１９５２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村里最早的两个党员之一。此后，他长时期地活跃于村政舞台上。

个案２：尹金才的崛起

尹金才，女，生于宣汉县，３岁丧母，随小姨长大，１９岁时，嫁到磐石乡金龙村一肖姓农家。尹虽身为女流，但自青年时期起就表现出了能说会道和不畏世事的性格。解放前夕，尹在达县城里裹烟买，丈夫肖因赌输了钱，被一家地主用几十挑谷子骗去顶了壮丁。肖在国民党部队里没呆多久，就随部队在长沙起义，成了一名解放战士，后因个人原因，又回到达县。这时正值新旧政治交替转换时期，社会形势复杂，肖回家的消息被那位骗他去顶壮丁的地主知道了，那人害怕尹找他的麻烦，就向刚进城的共产党告了状，说肖是“棒老二”（土匪），抢了别人的东西，肖被抓了起来。金才面对这飞来的横祸，并未被吓住，她拿着丈夫的证明直接找到了一位姓白的共产党干部，诉说丈夫的冤枉。白在了解真情以后，释放了肖。但尹的能言善辩显然已经给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当白于１９５１年２月率领工作队进入磐石乡主持土改时，他便安排尹当第８村的村长，主持现在的金龙村和双村两个村的工作。１９５２年９月，当中共在磐石乡建立基层组织，发展党员时，金才又成为了首批２２名预备党员中的一位，是其中仅有的两个女姓之一。

刘和尹的故事其实并无任何奇特之处，如果说，刘兴才的崛起所反映的是“高贵者最低贱，低贱者最高贵”的革命辩证法逻辑对个人命运的反照，那么，尹金才的出场则透射出了个人的精明、能干与历史机缘的巧合。在大变革的年代中，像他们那样由“边缘”进入中心的现象具有普遍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制度安排在影响历史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这种巨大力量使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国村庄偏离传统，走上了一条创造历史的新路。

在新兴村庄精英的产生过程中，农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基本组织机制。在双村这样的“新解放区”，农会又被用来作为新政权进入村庄，对农民进行沟通和组织的机制。解放军和工作队进入磐石乡以后，凡属贫农、雇农、中农、手工业者和贫苦知识分子，均得成为农民协会的会员。初时，村民中尚未划分阶级成份，农会采取自报民评的办法吸收会员。农会以甲为单位，成立农协小组，选正副组长各一人；以保为单位，成立农协分会，选正副主席各一人，双村的农会主席姓李。农会成立后，按照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精神，暂时未被废除的保甲体制就徒具形式了。农会在组织翻身农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为重要的还在于，农会是培养和输送新兴村庄精英的基本管道，翻身农民皆在自己所属的农协小组内活动，工作队也着意通过农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未来的干部苗子。凡是在农会中表现积极，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者，以后也多半都在新的村政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为土改以后的村组干部、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的社队干部的主要来源。然而，作为一种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机制，农民协会在新旧村政交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暂时性的，当新的村庄层级结构建立，尤其是当村庄中形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一元化权力结构以后，农民协会作为一种权力机构的使命即告结束。

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工作队从村里撤出，与此同时，社会大转折背景下的精英整体性更替与重构的过程也基本结束。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精英，成为了此后几十年间村庄权力的核心执掌者，并且随着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村庄党组织的建立，完成了组织化的过程。对于这一点，通过下面的叙述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二、从村政到政社合一的权力重塑

在村庄新旧精英的整体性更替完成之后，新政治开始了对村庄改造的第二步，即消灭小农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双村的村政形态和权力特征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根本性变化，从传统的社区公共与行政性权力发展为一个政社合一的，囊括了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的全能性权力组织。这一变化来自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其中，党政权力体制的形成和权力对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全面控制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两个最关键因素。

双村新的村庄建制是村组制，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４０年代的保甲，其性质和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公布的《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