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13）：去政治化的村庄政治

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在双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史上是新一轮变化的起点，这一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随着宏观的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微观的村庄社会结构、社会时空和政治文化形态也开始在现代性、国家和乡村地方性逻辑的互通互融中去重新构建它在即将揭开的新世纪历程中的形式与内容。

一、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在整个２０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乡村不仅是一个经济化的社会单位，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单位，双村虽然没有象于建嵘博士所观察过的湖南岳村那样经历过急风暴雨般的大革命洗礼， 然而，３０年代革命精神与革命逻辑的绵延流传和在５０年代的重新置入，仍然使双村经历了几十年高度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时代，以至于在那一时期，从村庄的公共话语到社会结构的分层都深深地打上了革命化的政治印迹。

改革使一切又都逐渐地回复到常态的过程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曾经作为村庄社会分层标准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标准逐渐地淡出，人们重新以血缘和地缘的经纬去编织村庄社会的人伦秩序，并且以更为惯常的财富、权力和知识的三元因素去重续对于村庄层级结构的评价标准。

首先消融的是纯政治化分层的标准。政治分层曾经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政治分层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一分层标准“兼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它与客观的政治权利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是与主观意识形态有关，它反映了，在意识形态中，在官方的宣传中，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评价。” 然而，１９７９年前后国家决策层重大的政策转变使这一意识形态标准所造成的政治等级结构消解，双村包括刘兴木在内的地主和富农重新成为与广大贫下中农享有同等地位与权利的公民，也重新回到了亲缘社会的网络之中，成为可以与贫下中农称兄道弟的平等的社会成员。就是盐井坝村的前保长张大本，也成为磐石乡人所敬重的老前辈，保长这个词无论对于他或者旁人，仿佛也成为某种能力与资历的象征。刘兴木说：“邓小平上台后，给我们摘了帽子，我们不再受管制，我们自由了，我感谢邓小平。”张大本则重新回到乡里社会的精英舞台上，积极参与地方各项有影响的公益性活动。他是１９８７年续修磐石乡志的编辑之一，也是１９９４年续修磐石乡张氏族谱的重要成员。张大本通过他为磐石张姓所新续的字派，表达了他对世事变迁的感悟：“广大尊明道，崇文建其祥；忠厚传家久，世代永安邦；国兴全局亮，官清万载芳；开得荣华旺，改成福寿长；选贤执政响，备军卫平强。” 总之，社会分层中的革命化意识形态标准的淡出导致村庄社会政治分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使人们在政治地位上趋于平等。

与此相对应，经济的分化使经济的差距再度成为衡量村庄社会分层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种差距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主要以土地占有的差别这一物化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在土地的权属关系不可能流转的２０世纪末，经济的差距就往往通过村民的住房、家俱、家用物品、生活水平以及各种公共仪式化事件中的夸富宴等形式间接与近似地显现。 而这一切最终又都迂回曲折地转化为一种主观性的社会追求和社会评价，经济地位成为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这并不等于说村人们会公开将经济收入的差距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划等号，但是，通过对各个年龄层的村民在家庭内部权威地位变化的分析，人们却能够感受到两者无所不在的联系。由于双村的经济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在外务工经商的成功与否，这导致中青年在家庭中决策与权威地位的普遍性上升。也就是说，决定家庭成员权威地位的因素不再是辈份和年龄，而是家庭成员为家庭经济收入所作贡献的大小。因此，在相当多数家庭中，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实际上都不再居于家庭决策的核心位置，而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更是加速了这一权威类型的转化过程，使传统“父子”伦的家庭权威结构向“子父”伦倒挂。我注意到一些老人依靠儿子的赡养而生活，一些老人则以儿子们为轴心安排自己的生活，为外出务工经商的孩子照顾家庭与看管土地成为他们为家庭发挥余热的重要方式。

经济收入的差别实际上也是村民进行自我评价和角色定位的一个标准。经济收入高者，往往在言语和行为之间处处洋溢着成功感，而村里的贫困阶层也再次品味到由贫困所带来的挫折与边缘感，尤其是在那些昔日贫穷，今日仍旧贫困的人群中，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５组的李仕成是村里的一位老土改，他出生于１９２５年，是村里的一位老党员和老干部，还担任过大队主任，由于妻子去世较早，两个儿子分家自过，老人目前在经济上十分窘困。老人自述，他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种责任田和编背蒌，种责任田以糊口，编背蒌一年仅能换得二三百元现金，所以，他一年之中难得吃上一次肉，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甚至很久没有交纳党费了。在李仕成的记忆里，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代无疑是属于土地改革和大集体时期的，那个时代，他家里几兄弟都是干部，在村里是有影响和说话算数的人，但是现在，老人感到了孤寂与落寞。他说，现在是“人看有钱人，狗咬缩脚汉”，“有钱的就该玩，无钱的就该磨。”他认为现在不再是穷人当家了。所以，他很少去参加村里的活动，也不去开会。贫穷和衰老实际上已经使这个双村的老革命身处现实的政治进程之外，而永远地停留在那激动人心的土地改革和大集体的历史瞬间之中。

双村的李仕成们，尤如我在湖南省白鹤村所看到的王焕桃们一样， 均属于当今村庄社会中新的贫困者阶层，他们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由于他们的人生际遇与个人命运往往与整个２０世纪的历史沉浮和风云变幻紧紧相连，所以对村庄社会的新的社会分层评价标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评价标准的一个较为经典的模式化解释就是那句流行于许多村庄，并且也同样流行于双村的“过去的穷人现在仍然是穷人，过去的富人现在仍然是富人。”对于这一模式化评价背后所隐含着的历史哲理，除了极个别思维与记忆仍旧停留在后革命氛围中的人会用诸如“复辟”、“倒退”一类的话语进行分析之外，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在一个常态化的社会中，是不是勤劳、智慧和机遇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相当部分老年村民却又去重拾那种“人生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人生宿命论了，尽管他们在年轻时代曾经抛弃过这样的思想。总之，阶级意识退潮了，理性的小农再一次地选择了发家致富的历史逻辑或“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念。

与身处村庄社会边缘的贫困者相比较，知识无疑再一次转化为一种社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于是，年纪轻轻的乡村医生刘绍安不仅因为他的家道殷实，而且也因为他所具有的特殊技艺而受到村人的尊重。１９９８年５月中旬，刘的父亲亡故，尽管时值大忙季节，但我注意到，办夜那天，帮他操持丧事的人特别多，前去坐夜的人也特别的多，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在同组的另外一件丧事中，无论是帮忙还是坐夜的人数都远不能与之相比。无疑，刘绍安本人在村庄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办小学教师也仍然处于村庄社会权威与声望的中心，他们不是村组干部，也不一定是村里收入最高的人，但相对稳定的收入，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也仍然使他们能够赢得村人的尊重，并且也使村校教师这份职业引起村里一些高中生的羡慕。但教师的职数有限，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前几年，公办教师由学校毕业以后分配来，但是，公办教师来村校多半只是一个过渡，只要有点儿板眼的，也不会呆得很久。前些年村校就分来了一位女教师，未干几年就调走了。结果，如今的村校除了负责老师是吃国家编制饭的，其他教师都是由村里聘任的代课教师。村校村办，那些为村干部和村校负责教师所看重的人，自然就会成为这场职业竞争中的成功者。

政治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决定村民在村庄社会中地位与声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因素又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村庄社会中的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的身份合一而更加不可忽视。如今，中共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的重点不再是血统的“纯正”和“根红苗正”，而是强调致富能力，农村中的经济能人无疑是党组织培养和吸收的重点，培养村组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看这个人有无发家致富的本领。双村的村组干部在经济收入上大都居于村庄社会的中上层，能人治村，富人治村成为双村村庄范围内继革命化的精英政治之后的又一种精英政治的类型。而治村又使这些能人和富人多少获得了他们用钱买不来的体面和名声，因此，担任村组干部虽然劳神费力，而且不一定具有优厚的经济回报，但那份体面和地位感却仍然为一些村庄精英所看重。乡干部们告诉我，“不要看一些村组干部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不想当干部，其实真正不想当的并不多。”毕竟村庄公共人物的身份仍然是值得羡慕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即使在村庄社会中也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就此专门调查过一些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村做短暂停留的年轻人，寻问他们是否愿意担任村组干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真正面临这样的机遇，还是会认真考虑的。

二、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在村庄场域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着社会时空的维度。所谓村庄的社会时空，是指生活于村庄世界中的人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与设置，前者是精神性的，后者则是具象、直观和可感知的，它是村落文化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划分、标志与安排。 由于村庄的社会时空是村庄生活世界得以展开的框架，因此，它们也成为理解村庄社会特征，乃至于政治特征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维度。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村庄社会时空场域同样是现代性、国家与地方性知识的角力场，在这一角力之中，现代性和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传统村庄社会时空的进入、挤占、支配乃至于改造，村庄社会时空的重构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５０－７０年代，这一重构最为显著地表现为以革命的全能主义逻辑为中心轴的现代性和国家政治（此一时期，后两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前者的臣属品）对村庄社会时空惯有逻辑的改造甚至颠覆，因此，此一时期，双村的社会时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宗祠被改造为学校，坟地被开垦为良田，公历取代了农历，一些政治性的时间标志，如“三八”、“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楔入了村落社会的时空结构，冬闲也成为大集体兴修水利、改土改田的季节。除了春节之外，其他传统的节庆被淡化，具有民间神话和宗教色彩的节庆则被取消，一日之中，开会、运动、学习等更是重新编织了村民闲暇与劳作的节奏。总之，此一时期的社会时空受到后革命氛围的浸润，呈现出高度泛政治化的色彩。

改革开放消解了以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为火车头的现代性和国家对村庄地方性传统所实施的强制性改造。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村庄再造，在双村，村庄社会传统的时空观和时空设置逐渐得以恢复，而依靠革命注入的政治化仪式时空因为相对超离于村庄的生活世界，或者退出场域，或者表现得与村庄的时空设置若即若离。此一时期，现代性和国家虽然并没有停止对双村社会时空的重构，但它却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取代复苏中的传统性因素，而是经过三者重新的搓揉之后所形成的，以地方农业生产、生活为基本依据的，包容了现代性和国家因素的新的时空结构。更为重要的变化则在于，在双村的社会时空领域也经历了一个从泛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过程。

在农业化的双村，社会时空分布与设置的再民间化十分的完整与彻底，农业生产和村落生活的变化节奏再一次成为主要影响和支配村民的劳动、生活、起居和闲暇的基本因素。依靠革命而进入村庄的政治化时空设置基本上退出了村落场域。

一年四季，村里人忙半年，闲半年。农历的正月是一年之中最为闲暇的日子。这时，天气尚寒，没有什么农活，人们忙着过年。一般在头年的腊月，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这时，杀猪是免不了的，同时还要准备鸡、鸭、鱼等年货。按照村里的习俗，鸡一定要红鸡公，这象征着事业发达，鱼则表示年年有余，日子越过越好。这时，外出的人们都会回到家里，团团圆圆，享受这一年中最喜悦的日子。汉人过年的习惯，还是以大年三十为起始点，这一天，不仅要置办全家人的年饭，还不能忘了给先人祖辈敬香。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祭祖活动已经不再具有社区公共性，而是一种各家各户自由安排的私人行为，各家都要到自家的祖坟前敬香，一般须敬到上四辈的祖先，但是，村人们共同的始祖坟前却不再有香火。这再一次表明，尽管思想上的解禁已经使村民们可以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去重新寻找与祖先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