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现在是"化"的时代，时髦的是"现代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需要"化"的当然不是西方。它们已经"现代"了、"私有"了、"自由"了、"民主"了。需要"化"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它们想要"现代化"就必须走"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如果它们过去走的是不同路线的话，现在就必须"接轨"，接西方的"轨"。"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向西方看齐的接轨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谈"本土化"，不说是大逆不道，至少是不合时宜。尤其是谈到政治学的本土化，也许有人会跳起来。政治学是泊来品，在英文里，其本意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既是科学，中国的后知后觉者应该诚惶诚恐地虚心学习才是，那有资格谈什么本土化？更何况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岂有随随便便拿来"本土化"的道理？

本文的主旨是为政治学的本土化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它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政治学应该怎样本土化？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有必要没可能，或者有可能没必要，本土化都可以免谈。即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还要明确本土化的重点和界限。盲目的本土化与盲目的生搬硬套一样有害。

一、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1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2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50~70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大陆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虚无化完全窒息了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重新开始与西方接轨。几百名学子进入了西方各国（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学系，国内学者通过译著和学术交流也对西方政治学耳熟能详，加之两岸三地政治学界日趋频繁的接触，一个中国政治学圈正在形成。但蓬蓬勃勃的表面无法掩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什么叫"接轨心态"呢？这就是一心接对方的轨，而忘了问为什么要接对方的轨？自己这条轨是否一无是处？对方的轨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两条轨接不接得上？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更好的路？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我们假定西方政治学是先进的、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真正开放的心态应是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

也许有人会说，用别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家学习。我们也有强项，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他们无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素材，我们大概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打个平手。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即某些西方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

30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赫叙门曾在《世界政治》期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找理论范式反倒阻碍理解"的论文。3重读这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文章的起因是1968年美国出版了两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一本是John Womack的《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4另一本是James L.Payne的《哥伦比亚的冲突模式》。5前者是关于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萨帕塔的传记故事。作者只是细腻的笔法对围绕萨帕塔的人和事进行了描述，几乎完全不加评论、解释，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书由一家商业出版社出版。后者则截然相反。作者依据的是访谈和问卷调查材料，书一开篇便洋洋洒洒列出了34项理论假设，其余各章则旨在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结果，所有假设都通过了检验。该书作者企图使人相信，只要掌握了他的理论，任何人都可以全面地、充分地了解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这本书是由享有盛誉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按照通行的标准，很明显，后一本书比前一本书更符合西方学术八股的范式。但赫叙门认为另一种评判标准更重要，即考察到底哪一本书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依据这个标准，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哥伦比亚生活和工作过的赫叙门给了前一本书满分。后一本书在他看来则不够及格的水平，根本还没摸到进入哥伦比亚政治的门。6虽然Womack在书中没有运用什么时髦的理论分析框架，但读完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人们不仅会搞清墨西哥农民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会加深对世界上其它地区农民革命的理解。7而要通过Payne的书了解哥伦比亚政治，则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那本充满政治学术语的书只会加强人们对哥伦比亚的偏见。赫叙门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表扬Womack，而是为了批评Payne和他所代表的学术套路。赫叙门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为了控制世界，非常希望能找到认识复杂世界的捷径。建立理论模型的现实政治意义就在这里。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成了模型构筑者的游戏场。这些模型构筑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模型，每人都自称找到了解释第三世界政治的钥匙。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即削丰富多采的世界之足适他们的模型之履。这些理论模型也许看起来很新潮，但它们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可惜的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寻找理论范式的游戏。

我在这里引述赫叙门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西方政治学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很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型的确对我们认识西方和认识中国的某些方面具有启发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学仍有很多疵和盲点。由于这些疵和盲点的存在，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和世界总觉得很别扭。随便举几个例子：

用流行的政权分类法，今日的中国往往被叫做"权威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ism）。8问题是，这个标签也适用于满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一直在变，但分析其政权性质的概念却从不改变。这样的概念能对政治分析有什么帮助吗？恐怕其唯一的实用价值便是宣传价值，以此衬托出西方的制度是多么优越。

自从秦始皇兼并六国以来，中国便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尽管其间经历了无数外患内乱，统一的大格局一直维持到今天。这在西方人是难以理解的。Lucian Pye出生在山东，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是唯一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中国研究者。他有一句著名的话经常在西方文献中被引用："中国明明是个文明却假装成为一个民族国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在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维持统一的局面是件很奇怪的事，似乎只有分裂才顺理成章。他们这样看的依据何在呢？Pye说了两条。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中国统一的基础仅仅是文化而已。中国人认同的是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又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弱了，而是太强了）；第二，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而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缺乏制度性的内聚力。9Pye这番分析也许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而非，但西方读者却很容易接受，因为西方近代才出现的民族国家的确是民族主义和制度化的产物。问题是西方的经验只是局部的经验，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能解释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吗？硬要从局部经验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并将它生搬硬套到其它文明，这是科学的态度吗？10

1995年，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一本大书《信任》。他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两类：高信任度国家和低信任度国家。美国当然是属于前者，而中国则被划入了后者。美国是否是高信任度国家已有人讨论，11这里按下不表。谈到中国，福山的判断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只是想当然而已。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证研究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由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结果使Inglehart大惑不解，以为自己的调查方式出了问题。121993年，两位日本学者针对同一问题再次在中国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结果虽然比Inglehart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131996年，Inglehart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调查"，涵盖4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这次的结果与前两次的结果大同小异，仍有超过50％的中国人说，他们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14虽然Inglehart仍无法解释中国人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数据有问题了。我与合作者在1998年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30％的中国城市居民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个比例比前几项调查结果低得多，不知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更准确，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正在急剧下降。15在90年代，美国的社会信任也跌落了许多。16不管怎么说，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信任度国家。福山为什么会信口雌黄？Inglehart为什么对别的实证收据不怀疑，偏偏怀疑中国数据的可靠性？这恐怕都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偏见有关。用偏见看世界，怎么会不看走眼呢？

说到偏见，一个在西方更流行的偏见是，中国政府已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丧失了其执政的正当性。本来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正当性是个实证问题。照理说，没有实证依据便信口开河是犯了西方学界的大忌。但很多西方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既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就不可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因此，中共政权没有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没必要出示证据。但是，留美中国学者史天健、钟阳、陈杰用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这个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17可悲的是，由于他们的发现与流行的偏见不符，其研究结果在送审过程中常常受到刁难，致使有些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在英文学术界发表。18

上面举的都是西方看中国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方看世界的盲点。冷战结束后，西方一直高举着两面道义大旗，一面是"人权高于主权"，一面是"经济全球化"。在我看来，高举这两面旗帜的逻辑结果应该是西方撤除对外来移民的重重障碍。首先，既然西方自诩人权的捍卫者，又认定别国人民的人权没有受到尊重，他们应该允许希望到西方享受自由的人用脚进行选择，而不应该以主权为由压制他们最基本的人权-自由迁徙权。其次，西方要求各国撤除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却忘了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品、资本和技术，也包括劳动力。要开放就全面开放，不能只要求对西方有利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也应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有人也许会说，人口怎么能自由流动呢？仿佛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比商品和资本自由化有更长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恐怕比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要少得多。19既然人口自由流动既有历史先例，又是"人权高于主权"和"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西方学界却对此视而不见呢？这个盲点到底是疏忽造成的，还是伪善造成的？

最后一个例子也与西方看世界的盲点有关。冷战后，西方高举的还有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