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 吕楠：市场与国家的关系

2008年11月13―14日，以“市场、社会、历史和人类的变化”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会议厅召开，来自法国、中国、德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智利、巴西等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该研讨会由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法共理论刊物《思想》杂志以及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主办，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大会设立了学术支持委员会，由萨米尔・阿明、保尔・波卡拉等数十位知名左翼学者组成，在会议准备阶段负责确定大会议题，并从学术角度对大会发言进行筛选和把关。研讨会分两天举行，围绕“历史中的商品关系与社会”、“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对市场的控制与超越：寻找怎样的道路?”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10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

关于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地位、作用以及二者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已成为当今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发展过程形式多样，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中，随着部分东、西方国家出现转型、危机与改革，特别是受到近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问题涉及领域不断扩大，其研究意义也更加深远。这是本次研讨会召开的基本出发点。

一、历史中的商品关系与社会

本次论坛以分析商品和市场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起点，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构建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的不同方式概括出商品关系的特点。

法国历史学家、《思想》杂志社社长安托万・卡萨诺瓦(Antoine Casanova)从历史的角度对商品关系与市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具有市场、货币形式、价格、商品价值等要素的商品交换大约5000年前就在古代近东地区出现了，随后，商品交换在全球各地逐渐发展起来，但其发展进程、内容和速度因地而异。尽管各地各民族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商品关系与市场早已存在。这种发展是在生产关系和特殊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体制下进行的，而这些生产关系与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16世纪起呈现出大陆性和全球性的规模。随着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关系与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彻底的变化，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商品关系与市场已经建立起来：完全不同于各种奴隶和农奴的、法律上自由的人类个体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在“劳动市场”上被销售以换取工资。由此，广泛实行通过劳动市场进行劳动剥削的体系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而在这个新的动力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为所有商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当时全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但是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各国工人不得不服从于国际范围内对工资成本、劳动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比较和选择。为了实现全球化，大型公司纷纷以金融资本来促进实物资本的形成，它们所进行的生产资本的地域性转移和劳动剥削的进程是在全球性比较的潜在基础上实现的，该基础迫使具有弹性的劳动力不得不忍受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剥削加强，贫穷国家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在21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关注这些问题的意义变得更加深远。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阿内坎(Jacques Annequin)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古代市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公元前四至五世纪，古希腊城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市场形式，这种市场形式也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贸易往来的特点。因此，应当增强对这种市场的认识：该市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确立所有权、发展交换、在古希腊广泛流通的货币等等)形成的，该市场由能够保证安全、规范、促进经贸伙伴信息交换的城邦进行调控。尽管该市场为贸易往来注入了活力，但是它仍然受制于几种因素：气候变化无常、贸易往来缓慢并具有周期性、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掠夺行为、公共力量的干涉主义等等。另外，他指出，在古代经济历史学家中，“现代主义”观点与“原始主义”阐释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对市场与整体经济体制分别进行了定性。近年来，主张走出这一认识论误区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关中国商品市场发展历史的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聂运麟教授以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他提出，作为武汉“城市之根”、“商业之魂”的汉正街形成于16世纪，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再度兴起，进而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聂教授以汉正街的历史变迁为线索，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商品市场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汉正街的历史演变，是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60年前的汉正街，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封建行会特征的旧式城乡交易市场；新中国成立前夕，它正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前的汉正街，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市场不活跃；改革开放后，汉正街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成为汉正街市场经济的主体。目前，汉正街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之一，号称“中国第一街”。聂教授在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后，概括了四个基本特征：第一，汉正街市场的恢复与发展，是由中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第二，汉正街商品市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汉正街市场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当今中国商品市场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第四，政府引导、业主运作的汉正街模式，是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生动体现。聂教授将汉正街的市场运作模式概括为：政府引导、业主经营型。这一发展模式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有效地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

二、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

回顾世界各国的市场发展史，可以发现，不论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模式，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对市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经典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甘・德洛奈(Quynh Delaunay)指出，不同市场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曾经对几种市场以及这些市场产生的利润进行过区分。资本主义的利润是一种能够为预付资本带来收益的利润，这种利润是以对劳动力的剥削为基础的。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肯定地提出，只有西方国家拥有能够重新登记并合理使用劳动力成本的资本账户。换言之，虽然非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差异很大。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类市场用于流通和交换的商品的性质及其特定的价格体系不同，确保资本动力的劳动市场与货币市场也不同；另一方面，两类市场在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因此，应该明确资本主义市场在当代世界的特征以及商品性质的特点，并对市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让-克洛德・德洛奈(Jean?Claude Delaunay)对生产和消费进行了区分。德洛奈教授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全球生产，但它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和不断金融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采取的方式也只会加重对人类劳动的剥削。此外，市场能够促进个体型的物质消费，更确切地说是个人主义型物质消费，即浪费集体物质资料，反对物资和服务的集体消费原则。他认为现在首先应当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束能够使必要的公共事业得以发展，这既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社会效率。个体的消费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建立在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束必须以替代方案的选择为基础。德洛奈教授认为，最好能够根据各地区的不同需求和集体需求，因地制宜地实现区域的发展。

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也引起了法国政治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的思考。他认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企业的所有者不再是与企业关系极为密切的大股东、银行或者其他企业，而是大的金融活动者，即所谓的投资机构(养老基金、医疗互助基金、保险公司、大型国际银行)或私募基金；第二，这些金融活动者极不稳定，因为它们必须随时准备将收入交付给不计其数的储户；第三，它们追求手上掌握的股票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以股息和转卖增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四，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以能够在全球各地进行投资和商贸活动的方式以及能够在全世界的劳动者之间开展竞争的方式而推动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被金融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受到大的金融活动者的控制，并顺从股票价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及其推论，即全面自由贸易化、信贷扩张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证明。面对危机，新的调整方案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并不能触及深层原因。安德烈阿尼认为深层原因有四点。一是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问题。它具有“固有的无能性”，例如审计部门无法对企业运营进行客观如实的调查，因为关键信息由企业负责人掌握。二是信息系统受到利益冲突的损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腐败问题所致。所有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知情投机罪”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咨询机构和评估机构都是由企业本身资助的。三是金融市场从结构上看就是不稳定的。模仿性或盲从性的行为以及自我实现式预测是金融市场的运作所固有的，当前的危机更证明了这一点。四是金融市场在生产财富中占很大比例(例如在英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些远远超出了普通服务业。因此，资本主义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拯救自己。但与此同时，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也具有可信的、实实在在的前景：适应社会需求的公共事业、国有商业部门、全球金融货币新秩序的基石。变革迫在眉睫，不能等到比现在的危机更加严重的全球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不要把人类推向深渊的边缘。

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赖海榕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一角度谈了他对金融深化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从中可以透视出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也能反映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进一步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中国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改造：20世纪80年代，重建银行机构，起初只是将其作为行政性的机构；90年代初，国有专业银行被改造为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同时建立股票交易所；21世纪初，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并改革证券交易市场；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上市公司并引进战略投资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采取渐进的方式容许外资银行发展。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已经基本成形：拥有相对完整的金融组织机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构筑了相对完备的法制基础。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市场和法治的基础上运行。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着不少缺陷亟需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已经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只有审慎应对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才能避免类似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会在吸取各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审慎地推进金融深化。

劳资关系、就业问题是市场与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总工会经济研究处负责人纳塞尔・曼苏里-吉拉尼(Nasser Mansouri?Guilani)对市场的全球化与工资的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欧洲央行为避免“第二轮效应”所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表明，有关部门正在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工资构成问题。众所周知，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往往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加速，进而引起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为消除“第二轮效应”，人们通常采取增加工资的方法，目的在于对购买力下降进行补偿。20世纪70年代，法国曾经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而经历过“第二轮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