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

一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这就是占世界人口1/5的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

现代文明，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现代文明，造就了现代性，或者更应当说，现代性造就着现代文明。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物质与技术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现代工业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现代农业取代了传统农业，现代服务业取代了传统商业，现代教育、现代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教育、传统技术，所有这一切，将人类文明置于一个全新的物质与技术基础之上。

现代性，同时意味着精神与文化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民族认同，国家意识，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与正义，理性、进步与创新的追求，全新的时空观念和对未来的期待，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性、血缘性以及权势性认同，超越了以往的价值追求与思维，为现代文明的构建塑造着具有现代素质的现代人。

现代性，更意味着制度与生活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以产权明晰为根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公共权力边界明晰为目标保障公众有效参与和有效监督的政治制度，以自由与公共责任关系明晰为核心保障社会协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制度，以及足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共享的教育与文化制度，便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之道。

二

经由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和实践，我们寻找到了一条名之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现代文明、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性的道路。经由这条道路，我们已取得举世为之瞩目的伟大成就。

仔细辨析一下，便可发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合体。当前挑战着中国，推动着中国发展的，实际上有三种现代性：一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二是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三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三者互相制约而又积极互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可以说，便是由它们构成的现代性三重奏。

观察中国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中国难题之所以不易，就是因为全面把握并协调好这三种现代性，使之成为和谐的乐章，非常不易。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志士仁人，也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后，方才逐步对此有所认识，并使自己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局部上升到全面。

三

首先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

一说到资本，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结尾那一段话：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还有那就这一结论所作的第250个注。这个注引用托・约・登宁1860年《工联和罢工》一段论述：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欧洲工业资本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结论。如《资本论》这一节所述，从美洲金银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殖民制度，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加上国债和财政制度对群众的剥夺，商业战争等等，国家权力本身，作为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成为帮助资本得以顺利从母体诞生的助产婆。资本的这一原始积累，同神学中“原罪”一样，成为资本来到人间的“原罪”。

由于资本的诞生与欧洲资本主义、欧洲工业资本家、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时，很自然地便连带要反对掉具有“原罪”性质的资本本身。

然而，正是马克思本人，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三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伟大之所在。

首先，资本创造了世界市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中。……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③] 资本以市场挑战过去地域性联系、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联系，第一次把人类连成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整体，使人类活动范围大大扩展。

其次，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④] 资本一方面克服着民族界限、民族偏见，超越先前地方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克服把自然神化与崇拜，而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⑤] 也正是资本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开始了全局性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人口的集中、财富的集中、信息的集中、生产与消费的集中，而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资本的集中。

再次，资本创造出具有现代文明的人本身。资本存在的前提，是承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传统等级权力对个人，对个人财产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生产者，支配者，都缺乏个人自主的人身权利。正是资本，则使人首次具有了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所以，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⑥]

资本的发展，造就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引发了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培育了具有全新文明素质的人，终于使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先前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四

由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长时间和西方资本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资本人格化为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人们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时，常常连带否定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伟大的文明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渐成熟时，对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包含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都曾采取了相当积极的肯定态度。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占优势，“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⑧]同年7月14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指出：需要“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⑨]

1945年4月2日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批评有些人“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⑩]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报告作说明时，还特别强调：“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11] 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2] 同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13]

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尖锐地批判了想平分工商业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4] 同年7月，“新华社信箱”对这一段论述作了专门阐述，指出：“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将工商业经济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5]这一问答表明，尽管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使资本主义有个广大发展的立场，而严厉批驳与此相反的论调和做法。

然而，就在这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件影响极为重大的事件，这就是由苏联共产党掌控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对南共领导人和南共中央发动了一场极为猛烈的批判。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后于该年6月29日正式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一是指责南共没有完全听从苏共指挥棒转，是脱离了国际主义的传统，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二是指责南共在对内政策上背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竟不承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相信阶级斗争逐渐削弱，忽视农村小的个体经济每日每时、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甚至还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人民阵线。决议通过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发表了一大批长篇论文，围绕这几点对南共大家挞伐。

这一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人震动极大。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决议，谴责南共领导集团“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转而批判“新资本主义”一词“不要当”。[16] 1949年1月至2月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接受斯大林指派来中国河北西柏坡听取中共领导人意见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即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中共将坚定不移地以苏共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改造农民个体经济。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这一点作为党的根本决策确定下来。6月，刘少奇受毛泽东指派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时，在其报告提纲中更明确地表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决定中国将来发展的前途，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17]

按照联共（布）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被完全否定，与之相联系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也被否定。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改几年前要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个广大发展的决定，而要很快就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于是，消灭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后一支力量的知识分子，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再后，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